第四节

　　一、
　　崇祯六年九月初一日，朝廷下诏，要求户部和礼部重新拟定削藩德王的方案，并做出指示：不要与地方争利。也就在同一天，朝廷下诏，成立咨政委员会，听取天下贤德的意见，并着吏部和礼部共同草拟成立咨政委员会的工作方案。
　　消息一出，天下震动，特别是江南地区，欢声如雷，万众雀跃。得知消息这一夜，不少城市张灯结彩，彻夜狂欢，很多人跪在地上高呼皇帝万岁！
　　紧接着，山东省上疏：因为运河封冻，漕运受阻，山东省上下诚惶诚恐。现申请通过海路向京师运粮，以解京城之困。朝廷自然马上就同意了。很快由几十艘大船组成的船队从登州启程出发，到天津卫后，换成小船将粮食运到了北京。但是很快天津封冻，更多的粮食无法运达。好在这几十船的粮食，能够维持京师上百万人一个冬天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至于三边和辽东，朝廷欠粮欠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洪承畴、孙传庭、袁崇焕都是能吏，对于朝廷运不来粮饷早有准备，虽然各种奏章连篇累牍的哭穷，但是以他们手上的资源对付一个冬天都不是问题。朝廷挤出一点粮食，多出内帑，山东省酌情支援一下，这一个冬天也算是挨过来了。
　　二、
　　朝廷新颁布的削藩方案，与山东省原方案相差无几，由于没有了利益，崇祯皇帝也懒得在削藩一事上下那么大的功夫。卢九德、黄得功及勇卫营几百号人被王进贤放走后回到北京，崇祯皇帝也没有再派人来参与山东省的削藩工作。山东省主导了对三个省内藩王的削藩工作。根据方案，藩王及其近支仍然保留了其贵族的身份，由国家奉养。其余远支，每户分配一小片土地，从此自力更生。空下的大片土地，山东省都分配给了无地农民。当然，为了照顾周边的豪绅，也有一些土地卖给了他们。王府没了那么多人，也就用不了那么大的院子。三个王府的规模大为缩减，原有的商业利益也被剥夺。这些城市内的黄金地段和商业利益都转给了那些资产阶级化的士绅。
　　伴随着山东省削藩的脚步，河南省也在省内开展了削藩工作。河南是藩王大省，藩王一削，整个河南省的负担立马减轻了很多，粮食问题、流民问题等等都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在王进贤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执行力问题。由于有一批有知识、有思想、有经验、务实且不毛躁的中坚力量操刀并执行，山东省的削藩工作井井有条，平稳过渡。各方都拿出了妥协的诚意，哪怕是此次削藩最大的受害者——藩王及其家族，在经过反复解释和说明，也心甘情愿的接受削藩——他们明白，长此以往，他们将是国家不能承受之重，若不及早改变，激起民怨，只怕会有灭族的危险。如果做出一些让步，不但能够保持藩王的主体，即使是分出去自立的分支，经过努力之后，未必没有一个好的前程。可是在河南省，虽然经过袁枢的斡旋，地方士绅和农民起义军之间仍旧有着明显的政治鸿沟。如果由士绅们操刀，和广大底层人民是离心离德的，他们的态度总体上是倾向于藩王和地方士绅的，不免在执行上出现偏差，各种花样百出的政策，明的暗的损害底层人民的利益；可是如果让农民起义军亲自操刀，往往容易激进、走极端，血腥而笑料百出，问题貌似解决了，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动乱的种子；唯一还算靠谱的是袁枢领导的援助团，但是他们人数太少，杯水车薪，而且由于缺乏行政经验，也存在着冒进、激进等问题。
　　南直隶没有藩王，没有削藩的具体事务。其余有藩王的省份革命热情没有像山东和河南那么高涨，削藩工作在各方利益的纠葛下逐步的在开展，总的趋向是削藩挤出的利益被地方士绅所攫取，底层人民基本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三、
　　根据杨嗣昌“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原则，明朝廷确定了以农民起义军为第一铲除目标，稳住后金及山东省，相机加以铲除的战略总方针；并根据杨嗣昌的建议，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农民起义军计划。为了这个计划的顺利实施，根据杨嗣昌的建议，朝廷打算增兵12万，采取均输、溢地、寄监学生事例、驿递等措施，加派剿饷和练饷。
　　朝廷又一次加派之事，在全国各地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弹，各地乡贤议事会纷纷上疏，请求不要再与民争利，再次加派。渐渐的，各地的乡贤议事会渐渐形成了统一的意见：不能让朝廷再为所欲为的征税、加派，必须对这种无止休的搜刮民脂民膏的行为加以限制——今后，朝廷如果还想加税、加派，必须要经过即将成立的中央级咨政委员会的同意。甚至还有不少激进分子公开叫嚣：如果不经中央咨政委员会允许，朝廷就敢于擅自加派的话，我们就截断漕运以示抗议——话说的如此之直白，未免有点太不策略了。
　　四、
　　这种呼声如此之大，以至于朝廷不能坐视不理，视而不见——因为已经有过一次对各地乡贤议事会的呼声视而不见的先例——结果就是漕运断绝，国家陷入崩溃的边缘，谁能保证在三伏酷暑之际运河封冻这种蹊跷的事情会不再发生呢？
　　本来慢条斯理、不紧不慢的中央咨政委员会筹备事宜突然提速，崇祯六年十二月八日，朝廷拿出了成立中央咨政委员会的工作方案。中央咨政委员会共有代表200人，一半由各地乡贤议事会选举出代表，参加中央咨政委员会的工作；还有大约一半咨政委员会的代表由朝廷指定，作为钦选代表直接进入中央咨政委员会。在钦选代表中，宗室及亲贵48人，各部院官员32人，学者和纳税大户各10人。同时对能够拥有选举权利的人也有限制，只有那些每年纳税在2两银子以上，且拥有500两银子以上不动产的成年男子才拥有选举权。
　　五、
　　崇祯七年，十月十日，在乌斯藏宣慰司、朵甘思宣慰司及云南等偏远地区代表尚未到达的情况下，中央咨政委员会就迫不及待地召开了成立大会，崇祯皇帝指定成国公朱纯臣为首任委员会总裁，并立即开始运行。朝廷抛给咨政委员会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加派剿饷和练饷。
　　与会各方围绕着是否加派开展了认真严肃的讨论，逐步形成了以成国公朱纯臣为首的支持加派方，和以钱谦益为首的反对加派方，以及以前兵部尚书张风翼为首的中立无意见方。自从崇祯皇帝会见了杨嗣昌之后，如获至宝，相见恨晚，朝夕召对，言听计从，君臣二人如胶似漆。有鉴于杨嗣昌的能力，崇祯皇帝任用他为兵部尚书，而原兵部尚书张风翼只好下野，崇祯皇帝亲自给张风翼安排到咨政委员会做副总裁代表，以免让这位对自己言听计从却全无主张的重臣心有戚戚。
　　但是很快，认真严肃的讨论变成了激烈的争论与对峙。终于有一天，针锋相对的两派代表上演了全武行，原本文质彬彬的士绅们赤膊上阵，拳脚相加，衣烂帽歪，在京城一时传为笑谈。
　　自从中央咨政委员会召开后，北京城的报纸行业就如井喷一般的发展起来，销量节节攀高。严肃的正刊从中找到了政治、经济等宏大的叙事题材；地区性的报纸则从中找到了代表们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的轶事，以及他们从遥远的地方所带来的异乡掌故；就连八卦小报都从代表们频繁出入妓院寻求生理、心理安慰的经过中挖掘到了香艳故事。伴随着代表们的云集，京师也变成了和南京等量齐观的娱乐业中心，并涌现出一批可以和秦淮八艳齐名的名妓。
　　对于咨政委员会讨论许久却得不出一个结论、放不出一个大屁的行为，崇祯皇帝怒火中烧，他迫切的需要加派得来的银子招募军队，用以实施那个宏伟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他传达了谕旨，对于咨政委员会经年累月讨论讨论再讨论、却得不出一个结论的情形加以申斥，更对代表们大打出手、闹出诸多香艳丑闻的事迹表达了他的愤怒，他还派出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出席咨政委员会的会议，督促咨政委员会尽快对加派一事得出结论。
　　在崇祯皇帝的压力之下，咨政委员会达成了共识：一人一票进行投票，哪一方获得票数多则其观点作为咨政委员会的正式决议。
　　六、
　　十一月三日，在全部203张选票中，除23张选票作废外，有88张选票反对加派，92张选票支持加派。支持加派一方不免欢呼雀跃，击掌相庆；反对加派一方不免垂头丧气，黯然离场。
　　当夜，在一个名叫环绣楼的高档娱乐场所之中，几个反对加派的年轻议员和他们在京的好友，喝着闷酒，诉说着心中的郁闷。
　　沈寿民：“辽饷年年增加，如今又要加派剿饷和练饷，增税1000万两，这样一年的税收就要达到2000万两以上，还要增兵12万，训练民兵，简直是开玩笑！骇人听闻啊！国家破败到这种地步，民脂民膏已经被搜刮殆尽，哪里去征收这2000万两！”
　　黄宗羲：“这样的提案居然还能通过表决，真是没天理！”
　　张溥：“一共203名代表，钦选代表就占了103名。再加上乌斯藏宣慰司、朵甘思宣慰司及云南、贵州等地的民选代表没能赶来参加投票，民选代表一下子就少了20张选票。如此一来103对80，全都是皇家的人，我们怎么可能赢得投票。”
　　张采：“也不尽然。我在朝中的同事和我说，不少部院大臣实际上都是反对加派的。虽然他们在公开的场合，碍于他们是圣上钦命的代表，都没有表明自己支持反对加派的观点，只是沉默不语，也从来没有公开支持过加派。但是在私下里，他们都表明了自己反对加派的态度。据朝廷部院内部的统计，32名部院钦命代表中有24人都在私下里公开表示自己投的的反对加派的票。在10名学者和10名纳税大户中，也有17人公开表示自己投的是反对票。”
　　张溥：“如此一来，80加24加17，就有121票是反对加派的，再除去23张废票，支持加派的满打满算也只有59张选票，哪里来的92张支持加派的选票？”
　　房间里一时沉默了，所有人都在暗自想着这么一个问题：是不是有人说谎了。
　　沈寿民打破了沉默：“会不会在计票环节有问题？”
　　张溥“珰”的一声把酒杯砸在桌案上：“一定是在计票环节上有猫腻。计票的时候，只有成国公朱纯臣和副总裁张风翼等几个人参与，他们都是皇帝钦命的代表，而且对于加派都是持支持态度的。我们一度要求让钱公受之为代表前去监督计票，可是却被他们以程序为由加以拒绝。一定有猫腻！一定是这样的！我们去找钱公一起理论去！”
　　张采：“空口无凭，没有证据显示这其中有猫腻啊。”
　　张溥：“都什么时候了，没工夫祥加调查了。时不我待，趁着他们还没有销毁证据，我们去咨政委员会截住票箱，重新计票，有没有猫腻，自然会真相大白。走，我们去找钱公去。”
　　七、
　　当天夜里，将近10个民选代表带着70多个同好、家仆，共80多人夜闯咨政委员会，要求重新计票。然而，他们却被负责看守咨政委员会的京营士兵拦在了门外。京营士兵及当班锦衣卫苦劝无效，这些人大嚷大叫，要求重新计票，甚至要组织冲击咨政委员会。京营士兵及当班锦衣卫无奈，只好以“违反宵禁”的理由逮捕了为首的张溥、沈寿民二人及其部分家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夜闯咨政委员会”事件。
　　八、
　　崇祯皇帝怒了，震怒。民选代表竟然不顾体面，带着人半夜里跑到咨政委员会去闹事，成何体统。明明已经表决结束，通过了加派的决议，可是这些民选代表竟然不依不饶，非要说计票有黑幕操作，难道只有否决了加派的决议，计票才是公正的？难道只有反对加派是正确的决定？难道只有什么事情都顺着他们的意思才是对的？简直是岂有此理！此风不刹，今后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崇祯皇帝心中早就窝着一股燥火。本来，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天子，乾坤独断，哪里有其他人质疑的份。现在，迫于压力，崇祯皇帝低下了高贵的头，准许成立中央咨政委员会来辅政。这个咨政委员会成天唧唧歪歪，一个破事讨论来讨论去，就是没有结果，效率极低。好不容易有了个结果，竟有代表采取闹事的方式打算翻案。崇祯皇帝打算严打，刹住这股歪风，借机也可以重树皇帝的威严，让资政委员会变成一个彻彻底底的辅助部门，自己重握独断乾坤的权力。他传旨，一定要严查此案，揪出幕后指使，严惩不贷。
　　一时间，京城内风声鹤唳。大批民选代表逃入由京城自卫军控制的城区，并在自卫军的保护下，逃出京城。其中就包括民选代表的魁首、致公党领袖钱谦益。
　　九、
　　听到这个消息，王进贤不由一声长叹：自己花了那么多心血、费了那么大劲，终于在国家政治格局中给予了议会一席之地，就是希望通过更加资产阶级的方式——协商、妥协、程序、责任、义务等等去逐步改变封建专制统治下皇帝一言堂的局面。并且通过这种方式，逐步对国家的政治生态进行改良，从而避免过于激烈的政治革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可是现实却依然给了自己一个教训——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允许。
　　在英国，贵族早早就参与到工商业活动之中，由于当年诺曼征服时威廉一世对贵族的分封方式的原因，英国贵族对于国家政治也有更密切的切身利益和更敏锐的关注程度，更加深入的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之中。由于英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弱小——甚至连常备军都没有，国王早就形成了和其他阶层共商国事的习惯，各种机构与程序也较为完善。因此，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是较为平和的。英国的封建专制统治者、资产阶级化的大贵族和国内的大资本家在一系列龌龊之后，最终达成妥协，建立了开天辟地的全新的君主立宪制资本主义国家。
　　然而，在法国，这个过程明显的不顺利。国王有着更加强烈的乾坤独断的习惯。1788年，法国政府遭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打算举债度日。但是，政府要举债必须征得最高法院的同意。为了让举债的议案获得通过，政府打算召开御前会议，借助国王的威权压服最高法院。然而，在御前会议上，奥尔良公爵抗议道：“陛下，这是不合法的！”路易十六气急败坏地道：“那没什么！这是合法的，因为我想这么做！”第二天，奥尔良公爵和两名****就被流放。而贵族们参与工商业也较少，等级制度较为严苛。英国内战是披着宗教意识形态外衣的争权夺利，而法国大革命却是起源于要冲破森严的等级制度的桎梏。封建专制统治者、贵族、新生资产阶级相互之间都有很大的分歧和矛盾，由此造成了阶层之间较为严重的对立，矛盾难于调和，导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由中小资产阶级主导，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思想性和创造性。
　　中国则又是另一个面貌。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步绝天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比起法国更加专制。皇帝拥有庞大的常备军，和没有常备军的英国国王相比，中国的皇帝把英国国王直接甩出几条街去。皇帝一言九鼎，金口玉言。要钱征税就可以了！再不济，找个理由宰几个富户就行了，干嘛要举债？举债不是还给还吗？举债就举债呗，还需要最高法院的同意！最高法院是什么东西？刑部吗？大理寺吗？那不是皇帝治下的一个部门吗？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作为皇帝治下的部门怎么可能有资格和皇帝讨价还价！在明朝，按照制度设计的构想，无论是从名义上还是从实力上，都没有人可以和皇帝讨价还价。因此，想在中国发动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难度比起英法来要大得多。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破坏力就如此之大，对有着2000多年封建专制统治传统的中国来讲，推翻皇帝去建立一个没有皇帝的社会，或者皇帝被架空的社会，那绝对是一件惊天动地、让很多人无法接受的事情。一旦发生革命，对社会的撕裂与冲击必然是巨大的，破坏性难以想象。这么大的破坏力，必然会把中国变成一片焦土，到时候想不让满清入关都不太可能。
　　十、
　　因此，王进贤更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对中国的现实进行逐步的改造，通过更加资产阶级的方式——协商、妥协、程序、责任、义务等等，分走皇帝的权力，并让社会一步步接受这些方式，反过来形成对皇权的制约。这也是王进贤煞费苦心，不惜以封锁运河的手段、摆出与大明决裂的态度来促成此事的原因。王进贤相信，这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而自己只不过是顺着大势出了一把力而已。事实证明，广大沿海发达地区对于成立中央咨政委员会的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这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然而，“夜闯咨政委员会”事件，让王进贤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可能还是有点操之过急了。无论是皇帝还是士绅，显然都没有做好迎接新政体的准备。皇帝没有做好协商、妥协、做个居中调解人的准备，依旧习惯于最终裁决人的角色，习惯于乾坤独断，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掣肘；地方士绅也没有做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和皇权做艰苦卓绝的政治斗争的准备。他们没有在程序上、立法上、制度设计上，从一开始就与皇权做好斗争的准备和习惯，而是迫不及待地按照皇帝的意思匆匆忙忙召开了中央咨政委员会，最后由于对咨政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表决程序不满，又非常鲁莽的采取了过激的举动，葬送了通过政治手段进行改良的机会。要知道在和中国情况更加接近的法国，导致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索，不是召开三级会议的议题和结果——是否允许政府举债，而是召开三级会议的程序——如何确保代表绝大多数法国人民（其实主要还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第三等级的意见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法国第三等级代表基本是资产阶级，他们对于规则的分析、对于程序的执着，令人印象深刻。
　　这恐怕也是历史的必然，政治生态环境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设立个中央咨政委员会这样或那样的机构那么简单的。大明帝国看来不仅仅是在政治制度设计上缺个机构，而是在整个环境中都缺乏以科学为基础的、以协商妥协、制度程序为标志的思想和习惯。一切都需要时间，需要时间的磨砺。那么，该来的还是要来。那么，就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十一、
　　由于漕运的原因，临清城在明朝是极为发达的城市，其奢华程度不输江南。在临清城最高端的酒楼内，马士英和王进贤宴请了狼狈出逃的钱谦益和黄宗羲。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寒暄事毕。王进贤问道：“不知道钱公今后有什么打算？”
　　钱谦益回避道：“前路茫茫啊！”
　　王进贤笑道：“钱公还看不出来吗？圣上已经和我们撕破了脸，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容不得半点心慈手软。我王进贤说过，我们山东省和山东镇愿意做诸公的坚强后盾。”
　　钱谦益眯眯眼看了看王进贤，长叹了一口气，提起了筷子，夹了一块小黄瓜，道：“如此隆冬，却能吃到如此嫩的黄瓜，也真是福气啊！想必是在暖室里种出来的吧！”
　　看到他津津有味，吃的十分投入的样子，席上的其他人不免面面相觑。
　　王进贤不好相逼太甚，只好道：“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眼下，观望一下也好。不过，有备则无患，否则事到临头，风云突变，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们山东省上下已经做好了准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是江南，恐怕尚未得到消息，也不知道计将安出。像协调各方，聚纳钱粮，招募义士等事项，无一不需要时间。钱公是否回去做一下准备？”
　　钱谦益一面吃着金坛子鹅，一面道：“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他仰天哈哈大笑，拍着黄宗羲的肩膀说道：“看你们年轻人的了！”
　　十二、
　　过了几日，消息传来。张溥、沈寿民及被捕的相关涉事民选代表及其仆从经刑部和大理寺会审后，被崇祯皇帝下旨处死。百官臣僚百般劝阻无效，张溥等20余人被处斩，曝尸三日。据说，张溥被斩时大喊：“革命就要流血。我愿做为革命流血第一人！”
　　崇祯皇帝听说钱谦益等人逃到了山东，向山东省下达了措辞严厉的谕旨，要求山东省立即交出钱谦益等人，否则以同谋论处。
　　据京城的线报讲，崇祯皇帝已经给袁崇焕、洪承畴、孙传庭、傅宗龙等人下达了秘密谕旨，要他们纠集兵马，勤王京师，准备汇剿山东。
　　十三、
　　王进贤找到钱谦益，把崇祯皇帝的谕旨和有关张溥等人被处斩的报纸放到钱谦益面前，道：“钱公，事到临头了，由不得我们再做壁上观了。”
　　钱谦益仔细的看完谕旨和报纸，沉吟半晌，道：“袁崇焕、洪承畴、孙传庭、傅宗龙等人所率的都是天下雄兵，你有把握吗？”
　　王进贤仰天哈哈大笑：“天下雄兵！天下雄兵！袁崇焕首鼠两端，洪承畴瞻前顾后，孙传庭偏居一隅，傅宗龙不过是一介文弱书生。钱公你看看吧！”
　　王进贤又把几封书信放在钱谦益面前。
　　钱谦益一一看过，面露惊讶之色：“你和亨九、元素——”
　　王进贤：“我们一直都有书信往来。圣上还是太年轻了，不知道带兵之难。以为一纸号令，百万雄师就如臂指使。哪里有那么简单。洪帅和袁帅都是久经沙场的宿将，深知带兵之难。如若没有粮饷，那是难上加难。北边用兵之粮饷，主要靠漕运从南边运过来。经过运河封冻一事后，他们的粮饷捉襟见肘，朝廷以种种借口加以搪塞，官兵缺饷日甚一日。他们自然会审时度势，和我书信往来，以期在粮饷一事上能够有所改善。如今辽东建奴虎视耽耽，陕西流寇屡剿不绝，他们餐风饮露，为国戍守边防。朝廷贪腐昏庸，无力供给，我却不能无动于衷。”
　　钱谦益：“那么，你能保证他们不参与——？”
　　王进贤摇摇头：“我什么都不能保证。但是我可以推断，这两个人不会忤逆圣上的谕旨，但是他们也绝不会全心全意的参与汇剿。一方面是他们有心无力，兵马一动，黄金万两，他们无力倾尽全力配合圣上的谕旨，他们也只是一介书生，很多事情不是他们能够掌控得住的；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可能尽心尽力。钱老先生，您所代表的是天下之公理、天下之公论，圣上此次做的事情是和天下之公理、天下之公论作对，而且杀害张溥等人，做得太绝，深失天下所望。洪帅和袁帅也是读书人，深明事理，对此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不能不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钱谦益：“那伯雅和仲纶呢？”
　　王进贤：“孙伯雅乃是能吏，当年孤身入秦，以秦饷养秦兵，以秦兵卫秦地，居然被他在四战之地培养出一支劲旅——号为‘秦兵’，所向披靡。这支秦兵也是北边部队中唯一不用为粮饷发愁的部队。不过，这也注定孙传庭培养的秦兵只能是一支地方武装，离开了秦地，离开兵士们屯垦的土地、抛妻别子，军心自然浮动；离开当地富户的支持，到外省四处打秋风？必然会引起反弹。如此一来，其作战能力不能不大打折扣。陕西连年战乱，以屯田的办法养兵能养多少兵马？这些兵马千里迢迢来到山东，其粮饷如何解决？士气如何维持？孙传庭性情耿直，善做事不会做人，如今的朝廷乌烟瘴气，若不是他打出了名堂，这种人在当今的朝堂之上怎么会有一席之地？他来到京师，和京师里的一群宵小共事，指不定会闹出什么事端来。
　　钱公还记得卢象升吗？少言寡语，埋头做事，和流寇各部几乎都做过战，特别是和其中最为凶悍的闯王高迎祥部在确山进行过殊死决战，力战胜之，很不简单，一步步打出来的六省总理。就是因为全心全意都扑在工作上，忘了、或者说根本不知道、不屑于给上峰——比如兵部、监军太监之流塞点银子，所部被兵部调来调去，最后只剩下5000本部跟在身边。张献忠是流寇，哪里人少往哪里去，区区5000人根本不敷调遣，无法形成严密的兵网。其余各部各有后台，完全不听卢象升这个六省总理的调遣。卢象升无奈，只能率本部死死的追在张献忠的后面，以期有机会进行决战。张献忠知道卢象升的利害，根本不和他进行正面交锋，而是带着他跑跑跑，最后一个回马枪轻取襄阳，斩杀襄王朱翊铭。形势如此，致死藩王，卢象升这个六省总理只能承担全部责任——自杀了。你说他冤也不冤。卢象升死后，崇祯皇帝没有半点的悲伤之意，哪怕连样子都没做一个，没有给卢象升一星半点的规格礼遇。害死卢象升的兵部尚书张风翼、监军太监高起潜之流，继续在高位上稳坐钓鱼台，没有受到丝毫惩罚，可见这个圣上有多么的有眼无珠、寡情凉薄。天下仁人志士见到皇帝这个样子，谁还会兢兢业业、肝脑涂地的为他效力！谁还会甘愿为这样的皇帝抛洒热血！”
　　说到这里，钱谦益不由想起自己被下狱中的故事，怒由心起，眼中竟然露出一丝凶光。
　　王进贤：“至于傅宗龙，所带的都是保定兵。保定兵本来就少经战火的洗礼，战斗力比较差，和辽兵、洪兵、秦兵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保定兵的精锐在虎大威的率领下正在湖广与张贼献忠对峙，傅宗龙带的都是临时拼凑的老弱残兵，根本不足为虑。”
　　听完王进贤一席话，钱谦益一拍桌案，意气风发地道：“吾意决矣！秉天下之公理，持天下之公论，继承东林诸贤的遗愿，领天下诸君子，吾定与封建专制势力决一死战！”
　　十四、
　　崇祯八年二月一日，崇祯皇帝以谕旨的形式颁布了“东林乱党”逆案。
　　有鉴于钱谦益隐然是当代的东林魁首，拥有巨大的声望，而且以东林党“天下公论”、“开言路”作为理论武器，高举顾宪成和高攀龙的旗帜，占据道德高地。崇祯皇帝不得不在谕旨中对东林党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评价，在谕旨中，崇祯皇帝首先追溯了东林党的诞生，承认东林党中“硕士端人，固所不乏”，肯定了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为“道明德立之儒”，在个人品质上应该是后人学习的榜样。然而，话锋一转，“依草附木者，实繁有徒。厥后树帜分朋，干扰时政，祸患卒隐中于国家。足知聚徒讲学，其流弊无所不至。虽创始诸人，未必逆料及此，而推原祸本，一二君子不能不任其咎也”【1】。又批评东林讲学“声气蔓延，趋附者几遍天下，互相标榜，自立门户，流品亦遂糅杂，小人得而乘之，以起党狱，是开门揖盗者”。【2】大意是说东林党名气大了，各种人都来依附，其中不乏小人。而后，旗帜分明，党同伐异，形成朋党，干扰时政，祸患国家，好比开门揖盗。可见聚徒讲学，流弊很大，虽然顾宪成、高攀龙这样的君子没有料到这样的后果，但是难辞其咎。
　　在长篇巨论之后，谕旨指出钱谦益就是东林党中小人的代表，是罪魁祸首，阳奉阴违、口蜜腹剑、反复无常。指责钱谦益结朋聚党、干涉朝政、大逆不道、祸国殃民。因此，命内阁部院大臣根据犯罪事实及弹劾奏章开列东林逆党名单。
　　【1】再看《四库全书.少墟集提要》，纪昀。
　　【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东林列传》乾隆题写。反映了自乾隆这个封建专制统治者在封建专制集权进一步强化的背景下对东林党结党、开言路等社会政治行为的再认识。
　　十五、
　　钱谦益一边烤着火，一边看着新到手的邸报。
　　王进贤笑嘻嘻地走了进来：“钱公，你现在是东林乱党之首逆，我也算是首逆同谋了。”
　　钱谦益微微一笑：“这些日子，辛苦你啦。”
　　王进贤：“岂敢，但做钱公马前趋，一马前卒而已。”
　　钱谦益：“王大将军说笑了，我们都是革命的马前卒，天下的马前趋。怎么样，准备的如何？”
　　王进贤：“朝廷已经彻底和我们划清界限，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我们山东省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整装待发。河南省的高迎祥所部也已经整顿人马，不日就会前来与我们会师，共襄盛举。四川的李自成部、湖广的张献忠部，我们也都通过高迎祥联系了，他们答应我们会阻止盘踞在湖广、江西、四川的支持朱由检的军队前来增援。”
　　钱谦益：“我通过侯恂给左良玉写了封信，劝他不要逆天下公论而动。左良玉能有今天的地位，完全靠侯恂的赏识和提拔，没有侯大真就没有他左良玉的今天，所以他对大真那是言听计从。他托侯恂传话过来，四个字——保境安民。意思很清楚，我们不去招惹他，他就绝对不会来招惹我们。左良玉是南方的定海神针，他不动弹，整个南方都不会有事。”
　　王进贤：“正是如此。广西、云南、贵州，大乱初定，难有作为。况且马士英家族在贵州颇有势力，多次表示应该遵循天下公论，所以西南三省既无实力，也无意愿出兵江北。如此，南方只剩下广东的熊文灿、福建的郑芝龙了。熊文灿不足为虑，倒是这个郑芝龙，已经俨然是福建王，如何作为，让人捉摸不透。”
　　看到钱谦益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王进贤知道他的身家都在松江，担心南方的局势，于是道：“其实，对这个郑芝龙也不必太过忧心。其人一海寇尔，志向短小，只求海商之利，而无天下之志。宛如今日之张士诚，一守财奴尔。况且他所部以水军为雄，其陆战能力比起我们山东镇差得很远。南雷少年英雄，联络江南，已经在南直、浙江等地筹建民军。应他之邀，我派周道明率登州营主力南下，作为抗击郑芝龙的主力，孙昌龄率漕督标军所部入安庆、徽州以为辅翼，对付郑芝龙应该是绰绰有余了。
　　如此，南方无碍。我们就可以全力应对北方的战事了！”
　　钱谦益踌躇满志地道：“就像你说的那样，我通过多个渠道给亨九、元素写信，劝他们不要执迷不悟。他们托人带话来，都表示时局艰难，会以大局为重。只有孙传庭这个死鬼，冥顽不化，对我派去说项的几个人闭门不见，写过去的信也一概不回。恐怕——”
　　王进贤：“钱公放心。今年我对三边和辽西的粮食运输都掐得很死，细若游丝，争取让他们仅仅维持在生存线之上。今年朝廷或有余粮，但是这点余粮估计连贪污的都无法满足，朝廷想要靠这点粮食调动三边和辽西的军队，无异是杯水车薪。我也给洪承畴和袁崇焕写信了，我在信里第一是向他们晓以大义，明言北边防务的重要性，不要因小失大，因为内战而导致外族入侵，中原涂炭。如此，不管今后局势如何，他们都将是历史的罪人；第二是大吐苦水，说今年朝廷要得太多，漕粮都直接给朝廷了。我向他们信誓旦旦，明年开春以后一定给足他们供应。”
　　钱谦益听了哈哈大笑：“到了那个时候，恐怕我们的仗已经打完了。王将军，你这可是赤裸裸的威胁啊——想和我们打仗就没粮食，想要粮食就别和我们打仗。”
　　王进贤：“钱公真是明白人，话才开个头，钱公已知其中深意了。
　　至于孙伯雅，这只犟驴，只好让他碰碰南墙了。我已经托人拿着大把的银子到朝廷中去走关系了。钱公放心，我们秉持的是天下公理，天下人自然都心向往之。皇帝是代天司牧，天理在我们一方，大家伙心中自有公论。朝廷诸公，心中自有方寸，他们可以整死六省总理，那么什么陕西巡抚也自然不在话下。”
　　钱谦益：“如此一来，我们可谓胜券在握了！”
　　王进贤：“小心驶得万年船。我们不能不提防洪承畴和袁崇焕二人口蜜腹剑，不识时务，会率领大军南下的可能；我们也不能不提防孙传庭违抗军令，冲破重重阻力，率全军出现在战场的可能；我们同样不能不提防京营和保定的数万大军在勇卫营的激励下焕发出强大的战斗力。请钱公放心，我们将按照所有这些部队都来与我决战并爆发最强大战斗力的情况来进行战争准备。
　　十六、
　　王进贤继续分析双方的实力：“我们山东镇，今年春夏两季继续维持了对辽东建奴强大的破坏攻势，防止他们有机会对我大明发难；秋收之后，我们就逐步撤出了复州和金州，在辽东半岛只保留旅顺一个根据地，所留之兵亦是一部分水军，以期将最大限度的战斗力投放到此次决战。
　　山东镇陆师除周道明率登州营主力及一个随军修械所共3000余人赴南直之外，文登营、即墨营、马营、重炮营、讲武堂军官团、净军营及修械所、卫生团等辅助兵共20000人全部投入此次战斗。水师除去10000人的警卫部队和水师留在辽东和登莱以作防卫之外，其余11000多人也将投入此次战斗。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山东镇治下动员了20000守备和预备部队参与此次作战。还有漕运总兵吕毖率领的7000人的运军部队负责河运，虽然是运军，是守备和预备部队，但是其战斗力绝对在一般京营之上，比起秦兵、辽兵、西兵也不遑多让。这样，仅仅是我们山东系统就投入了约60000人的主辅战部队。此外，高迎祥在布置完河南的防务之后，也会率5000精兵来临清和我们汇合。不要小瞧这5000人，这5000人都是百战精锐，不像一般的流寇，动辄数万、十数万，很多人都是老百姓，即使一般的士兵也没有什么战斗力。这5000人战斗经验丰富，是高迎祥部的精锐，用他们的话讲：都是老兄弟。而且都是骑兵，具有强大的机动能力。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分析完自己，我们分析一下敌人。朱由检手中没有多少可以调动的部队。他只能派出京营。京营员额十余万人，大多数都是吃空饷的。估计能拉出来的有5万人就不错了，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拼凑的，根本没有战斗力。据情报说，很多都是临时招募的流民，应付朝廷的。步兵一听见炮响，掉头就跑；骑兵上马坐都坐不稳，马都不用跑，他们就一个个摔下马。这样的军队有100万人，我们都不用怕。京营中真正可以作战的力量是朱由检意识到军队战斗力低下后，倾心培养的勇卫营。其将领——孙应元、黄得功、周遇吉等人也都是一时之选。勇卫营刚刚经过扩充，其员额在6000人左右，虽然人数变多了，但是总体而言，由于新兵太多，战斗反而是下降了。即使如此，我们依旧不能轻视勇卫营的战斗力，因为这是唯一一支会为了朱由检倾力一战的部队。
　　袁崇焕所率领的辽兵，战斗力强大，特别是骑兵，号称“铁骑”。虽然，元素未必会倾尽全力，但是我们暂作最坏的打算。这些年，袁崇焕在辽西屯垦土地，颇有一些积蓄。加上朱由检的支援，袁崇焕如果倾尽全力的话，估计能够拿出15000兵员前来，这已经是估的极高了。洪承畴所率西兵，装备不如辽兵，由于常年作战，缺额也较多。三边战乱不休，民生凋敝，亨九恐怕派不出太多人来。我估计他最多只能带10000人前来。但是，亨九所带兵马皆是百战精兵，战斗力强悍，凶悍异常，不可小觑。孙传庭所部秦兵，所有给养都仰赖陕西关中，千里而来，困难极大；再加上他和其他官员关系并不融洽，很难在京师附近找到大规模的给养，他撑死了也只能带12000人前来。
　　由此可见，虽然北边雄兵最多能够达到30000人，但是其最大的命门就是后勤给养。因此，我打算趁朱由检那边诸兵未集的机会，率先掠地。榨干他们可能在战场上获得的每一粒粮食。没有了粮食，军队数量越多，问题越大。”
　　王进贤还记得，在另一个时空，“己巳虏变”之际，崇祯皇帝号召各地勤王。各地军队蜂拥而至，大批的军队云集之后，朝廷才意识到粮饷成了巨大的问题。由于各军均缺粮少饷，造成大量的兵卒溃散，最后铤而走险，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骨干。从大明王朝的护卫者，变成了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比如山西巡抚耿如杞，率5000兵马入援。兵部为了不给他们发粮饷，三天之内连调三地，因为按照军令，部队到达驻地之后的第二天才发粮饷，造成该部兵马一路抢劫，最后5000人马一哄而散。甘肃巡抚梅之焕的部队也因为粮饷问题逃散了1000多人。由此可见，所谓的勤王，其实是一场灾难。入援的部队究竟有多强的战斗力、能不能起到作用首先就是个问题。来的如果都是一群乌合之众，来了又有何益？其次，能来多少人，其实谁都没有数，就是一笔烂帐。那么，来的部队粮饷如何解决？就成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解决不好，适得其反。在明末这个末世，不分轻重的号召勤王，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指挥、调度（这恰恰是乱世最缺乏的东西），乱哄哄来了一大群吃饭的，只可能加速对有限的民力和军力的消耗，落幕之后一地鸡毛。
　　十七、
　　王进贤继续推演估算道：“我们甚至不能排除到这样一种可能，全国的依旧可能有像卢象升那样的遵循愚忠礼教的人士，会召集勤王大军出现在战场；还有，像京城的自卫军，属于商会所属的民军，在我们和朱由检之间保持中立，训练有素倒谈不上，但是装备精良；像他们这样保持中立的地区和军队还有很多，比如天津参将管大藩，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在这个关节，他选择了观望。不过也是，夹在京城和我们山东之间，一步走错，满盘皆输。这些骑墙者其实绝大多数是同情我们的，但是我们所做的反对封建专制一事确实是前无古人、开天辟地之事，不能不让他们心存疑虑，我们不能不提防他们之中会有人突然倒向朱由检。
　　我们虽然估算了帝党最强的战力，似乎十分强大，但是其实外强中干。他们绝大多数人貌合神离，战胜他们的最佳武器不是强大的军队，而是天下的人心，天下的公论。要阻止他们出现在战场上最好的办法，就是要聚合人心，让他们认清封建专制统治的丑恶面目，要让他们认清历史前进的步伐，从而对封建专制统治更加离心离德，这样就不会有人给崇祯皇帝拼命了。
　　自古师出有名则无往而不利。我们不能仅仅在军事上占据优势，我们更应该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占据优势，不能让人们觉得我们是乱臣贼子，应该让大家知道，我们是在做一件具有开创性的事业，并不仅仅是为个人的私欲。
　　钱公，我们现在已经是朝廷的钦犯，顶着谋逆的罪名，这样实在太被动了。
　　我建议，我们应该发布檄文。
　　在檄文中，首先我们要声讨朱由检的滥杀无辜之残暴，征派重税之无道，一意孤行、不听劝阻之刚愎自用。指明在内忧外患之下任这样的皇帝胡来只会将我们引入灭亡，不仅仅是亡国，而是亡天下之绝境。
　　其次，阐明我们的观点。我们不是为了一己私欲，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顺应历史的发展，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我们要向所有人告知我们将要创造的社会愿景——我们要创造一个遵循天下公理、顺应天下公论的社会；我们要建立一个以大议会拥有最高权力的政治生态，让天下公论成为天下的主宰者，使天下摆脱仅仅听从一个人指挥的政治生态；我们要创立一个类似周召共和那样的共和之国。
　　我们要向所有人表明，我们的敌人其实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高高在上、攫取了一切权力、想要控制一切、却无法做好这一切事情的号称皇帝的人！他留下的权力空白将由天下人所掌控！
　　钱公信义著于四海，文名誉满天下，又是南直隶乡贤议事会总会的大议长，天下第一大党——致公党党魁，这篇文章恐怕非钱公莫属了。”
　　听了王进贤的话，钱谦益捻髯沉思。
　　王进贤急道：“钱公，你现在已经是朝廷钦定的乱党首逆，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钱谦益微微一笑，狡黠的看了王进贤一眼：“没想到王将军文武双全，颇有政治眼光。除了发布檄文，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做呢？”
　　王进贤：“朝廷既然已经宣布我们为逆党，我们也要和朝廷划清界限。而且在我们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我们要按照我们的理想率先垂范，以彰显我们绝非诓骗天下，而是身体力行。”
　　钱谦益点头道：“好！就依你意。不过，檄文是要发布的，但是联签似乎更好一些吧！”
　　王进贤：“联签固然是好的，可是人员四散，黄宗羲在江南、艾南英在江西、高迎祥在河南——恐怕缓不济急。”
　　钱谦益悠闲地道：“没关系。他们都是支持革命的，不必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们直接署上他们的名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