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一、
　　王进贤急急忙忙赶回山东，倒不是因为袁崇焕斩杀毛文龙的问题，而是因为崇祯皇帝想要动马士英了。
　　明朝末年，随着中央能力的下降，很多问题都需要地方自行解决，因此地方实力派有抬头的趋势。而崇祯皇帝恰恰是一个坚定执行中央集权政策的君主，其刚愎自用和残暴致使很多官员对于一些应该自己处理的事务都不敢处理，都要提请崇祯皇帝亲自处理，以免一旦有不小心做了不合崇祯皇帝心意的决定，丢掉自己的卿卿性命。其实，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就算决定是崇祯皇帝亲自作出的，一旦他觉得不合适，觉得需要找一个替罪羊代己受过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归罪于有关官员，一点都不心慈手软。杨鹤和陈新甲都是很好的例证。
　　一方面是不断虚弱的中央要集权，另一方面是开始坐大的地方要争权，双方不可避免的要进行一些博弈。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郑芝龙。郑芝龙本是福建沿海的一个海商兼海盗，随着他势力的增强和明朝廷的虚弱，朝廷实际上已经无力征讨，于是在天启六年朝廷对其进行招抚。在受抚之后，因为不满朝廷不断要求他交出所属船只及武备，郑芝龙在当年就叛逃出走。此后，郑芝龙与朝廷的官军冲突不断，让朝廷连吃败仗。于是，朝廷无奈，在崇祯初年，新任福建巡抚熊文灿决定再一次招抚郑芝龙。这一次受抚的郑芝龙，自由度无疑大了很多。他一方面以朝廷的正统身份打击其他的海商兼海盗，兼并他们的部众，甚至还帮助朝廷击败了荷兰入侵者。另一方面又大肆经商，获取“非法”利益，甚至在东南海域对来往商船擅自征税。此时的明朝廷日薄西山，只能放任郑芝龙，并依靠郑芝龙维系东南沿海的统治，致使郑芝龙坐大。郑芝龙的独立性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根据史料记载，“督抚檄之不来，唯日夜要挟请饷”，什么总督巡抚的命令都不听，就是天天要粮饷。明朝松山兵败后，想调郑芝龙部赴辽东，结果郑芝龙贿赂京中大臣，此议遂罢。由此可见，郑芝龙已经俨然是一方诸侯军阀。
　　此时的崇祯皇帝还对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大朝廷抱有幻想，他不敢动手握重兵的王进贤，于是他便从马士英入手，希望能在王进贤的体系中撬开一个口子。正如王进贤所预料的那样，王进贤在漕河总督和漕运总兵职位上的退让，也多少鼓励了崇祯皇帝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侵蚀王进贤在山东的根基。根据崇祯皇帝的授意，吏部行文调任马士英担任陕西三边总兵。
　　王进贤在回登州的路上反复推演：崇祯二年，陕西的农民起义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呈燎原之势，在这个当口，朝廷正焦头烂额，不可能拿山东镇开刀。马士英虽然不干事情，但是他对局势洞若观火，也知道自己的利益和未来已经和王进贤绑在了一起，因此对于王进贤推进的事情都是持支持的态度，山东镇省的各项工作能够如此顺利的开展，和这个甩手掌柜的支持密不可分。如果——应该不是“如果”，而是肯定——朝廷派来一个和王进贤处处找茬的巡抚，很多事情还真不好办。因为从理论上讲，王进贤只是个总兵，只负责掌兵，还要受巡抚的节制；整个山东的政治、经济、文化更是要受巡抚管理，王进贤根本就没资格管。要是谁真的以为仅仅靠枪杆子就可以纵横天下，摇动大明帝国的百年天下，那实在是太幼稚了。因此，马士英这个山东巡抚的位置必须要保住。
　　好在陕西的农民起义闹得正凶，陕西三边总督并不是个好差事，大家谁都不愿意去。以这个理由去推脱，大家都会理解，是个很好的理由，也完全可以凭借这个理由拖上一段时间。趁着这段时间，找吴荣、董其昌等人在京城活动，把这个任命给推辞掉是完全有可能的。王进贤不由感叹：在朝廷没有后台真是凶险异常啊！
　　要是还不行——那就只有集合山东省的官员联名上书，要求挽留马士英——来硬的了。不过这是个很不好的先例，等于是和朝廷撕破了脸。虽然现在通过钱谦益和江南的世家大族的关系更为融洽，但是他们并没有和自己形成同盟的关系。一旦闹将起来，江南的大地主们未必肯为自己出头。虽然山东省目前兵强马壮，但是以山东省一省之力和全国的力量相抗衡，即使有农民起义军、奢安之乱分散朝廷的力量，但是朝廷如果在崇祯皇帝的力促之下，有不错的执行力的话，自己估计也就只能保有登州和莱州。最重要的是，失去了山东镇制衡，辽西精兵有可能调入山海关以对付王进贤的兵马，那么后金政权有可能会重新振作，马踏中原的历史有可能会重演。中原陷入一片混乱，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局面有可能崩盘，这是王进贤最不愿意看到的。
　　二、
　　出乎王进贤意料的是，由于自己在辽东对后金进行大肆的破坏，使其失去了举兵劫掠大明的可能，“己巳虏变”成为不会再发生的历史，导致了历史进程中一系列的事件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消失了，而新的事件出现在这个时空，历史的进程被一系列的变化所改变。
　　首先，由于没有“己巳虏变”，袁崇焕不必为此次失败承担责任，不必带兵进京，他的小命就保住了。袁崇焕的小命保住了，得以继续在蓟辽总督的位置上安坐。有了他坐镇，整个辽西和原东江镇就更为安定，虽然有矛盾、有摩擦，但是总的来讲，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东江镇原来的的大本营皮岛更安定，不会发生刘兴治、毛承禄叛乱之类的事件。原东江镇保持稳定，孔有德、尚可喜等人也就不会出走，不会投降后金。这一出一进之间，明金之间的实力对比大为改善。
　　而眼下最为显著的改变是，由于没有“己巳虏变”，陕西等地的明军不必勤王——一方面可以更加集中力量对付农民起义军；另一方面，他们不必远赴万里进行勤王，由于勤王所导致的溃兵、叛兵、逃兵都大幅度减少。没有他们去投奔农民起义军，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就大为削弱。使得明廷对付起农民起义军来更加从容，更加得心应手。
　　因此，在马士英费尽周折推辞成为三边总督之后，杨鹤被会推成为新一任三边总督。在明军强大的压力下，杨鹤剿抚并用，在崇祯三年年末，就基本肃清了陕西境内的农民起义军。【1】
　　王进贤仔细推演着，看来有必要给崇祯皇帝施加一点压力了，否则他会向自己的偶像——朱元璋学习，不断强化其中央集权的程度。而作为他眼中钉、肉中刺的山东省必然是其第一个下手的对象。他向马士英伸手，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历史上是在崇祯五年年末，而且当时的三边总督是洪承畴。
　　三、
　　从崇祯二年开始，陕西的农民起义军的骨干在明军压力之下，被迫由陕西流窜进入山西。山西省一时措手不及，又缺乏围剿农民起义军的经验，导致农民起义军在山西死灰复燃。在崇祯三年年末，陕西省境内的农民起义军逐渐偃旗息鼓，而山西省境内的农民起义军却方兴未艾，大有燎原之势。【1】经过好一阵协调，山西省内部、以及秦晋之间的关系才逐步理顺，陕西省的百战精兵入晋，山西本地的官军也逐步成长，到了崇祯四年年中，农民起义军又顶不住明军压力，被明军向河南方向驱赶。【2】到了崇祯四年年末，起义军被压缩到陕晋豫三省交界、黄河以北的狭小地带，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面对这种大优的局面，崇祯皇帝担心地方坐大、加强中央集权的念头又一次占据了上风。他断然否定了河南士绅要求由三边总督杨鹤统筹陕西、山西、河南三省军务的请求，相反却采取了增重山西、河南两省巡抚事权的措施，同时派遣监军太监监军。这样，汇剿前线就面临着一个陕西、山西、河南三省巡抚并立的三巨头局面，没有一家可以专权，或者拥有巨大的足以支配其他两方的影响力。另一个举措就是派遣以倪宠、王朴为首的京营出征，地方军和中央军同时参与汇剿。综合以上举措，可以看出崇祯皇帝的意图是增加各省巡抚的事权，提高局部系统的效率，而协调大系统——各省之间协同作战的任务就落在了崇祯皇帝自己的身上。而派遣监军太监和京营，都是意图进一步增强朝廷对局势直接控制的能力。由此可见，崇祯皇帝对于强化中央集权的愿望到了怎样的一种不可理喻的地步：远在陕晋豫三省交界的战争，居然要由远在千里之外的朝廷来协调指挥，而当时又没有什么电报电话，全靠人马传递信息，这种指挥系统的效率也就可想而知了。况且当时官场严重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像王化贞、袁崇焕、毛文龙那样的官员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没有那么“愣头青”的官员都深谙为官之道，各扫门前之雪，只要自己境内不出事，哪管他人瓦上霜。虽然农民起义军处境艰难，但是积极主动、狡黠异常，有着为了求得生存所具有的强大的主动性和生命力。他们主动向京营——他们最为鄙视的对手请降，借以麻痹官军，取得靠山。与此同时，借着严冬黄河结冰，一举渡河，突破黄河天险，进入河南境内。而此时在他们背后的数万官军，竟然眼睁睁的看着农民起义军渡河。据王进贤的探报了解，京营稳坐钓鱼台是因为胆怯——不敢追，没有作战经验；地方部队不追击是因为准备看京营的笑话——独掠招降之功，不听劝告；平日里又仗者有皇帝老子做后台，飞扬跋扈，不可一世——那么自己拉的屎还是自己去擦吧，倒是要看看你们有什么本事！
　　渡河之后的农民起义军自此进入平原地区，犹如鱼入大海、虎入山林，再难围剿。此后，“罗汝才掠于楚，刑红狼衡于豫，惠登相入于秦”，而李自成入于汉中，在全国形成了燎原大火。
　　崇祯五年五月十五日【3】，以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扫地王、太平王、老回回等部大摇大摆进入进入明祖陵所在地——凤阳，焚烧皇陵享殿，打出“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号，表明要和大明皇帝分庭抗礼的态度。
　　皇陵被焚烧引起了朝廷上下极大的震惊，崇祯皇帝闻讯后，大惊失色，暂停手中事务，换上素服，赴太庙躬告祖先。
　　【1】历史上是在崇祯五年年末，而且当时的三边总督是洪承畴。
　　【2】历史上是在崇祯六年年中。
　　【3】历史上是在崇祯八年。
　　四、
　　皇陵被烧事件在民间，特别是在南直隶引起轰动。南直隶乡贤议事会总会会长钱谦益很快就征集到了江南地区数百个重要士绅的签名，联名上书，借用明太祖朱元璋的名义，谴责有关官僚尸位素餐，玩忽职守；借此婉转地批评了崇祯皇帝用人不当，做事不利。在奏疏中，他们还保举马士英为山东、河南二省总督，统一协调剿匪相关事宜，以保障这两省的防务安全，确保运河的畅通；恳请重新启用孙昌龄为漕河总督兼凤阳等地巡抚，坐镇东方；举荐在焚陵事件中、率漕河总督标兵营出援徐州、并在凤阳城北击退农民起义军前锋、迫使农民起义军撤出凤阳的参将吕毖担任漕河总兵，以保卫运河的安全。
　　自从钱谦益经历了从预备阁臣到阶下之囚的天上地下巨大的人生落差之后，经历了崇祯皇帝对他的苛责，他对于被朝廷委以重任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和王进贤的会面使他茅塞顿开，王进贤给他打开了另一扇从政并留名青史之门。钱谦益对于未来的图景从来没有如此清晰，他充满希望、满怀信心的投入到在江南组建并壮大乡贤议事会和发展致公党的事业当中。由于王进贤从山东带来的资金和技术，促进整个南直隶的工业发展水平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经济蓬勃发展，士绅地主日益向大资产阶级大地主转化，中产阶级明显崛起，社会的阶层结构已经悄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和山东省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山东省政治清明。在王进贤的主持下，山东省不仅仅注重发展的效率，也注重社会发展的公平，所有人都有成功的希望，中产阶级数量更多，相对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在社会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南直隶，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生活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引导社会的发展变化。在这种变化之下，新崛起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力量迫切地需要在政治生活中的发言权，以确保自身的利益。因此，钱谦益所倡导的乡贤议事会风生水起，在南直隶搞得如火如荼，虽然还不是政治系统中正式的成分、是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程序，但是在政治生态中，已经形成了对官府强大的民意制衡力量。而钱谦益也在其中找到了政治生活的新阵地和新希望，并成为南直隶乡贤议事会总会的大议长。在南直隶的引领下，浙江、福建、广东、湖广、江西等地都纷纷成立乡贤议事会。就是在河南，在袁可立的倡导下，部分府县也开始成立乡贤议事会。
　　以钱谦益为党魁的致公党也跟吹气球一般的膨胀，明末发达的水陆交通给士绅地主阶层的串联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他们依靠各种关系一个连一个、一个串一个，很快就串联起庞大的规模。新生的资产阶级充满无穷的活力，他们不需要朝廷的投入，不需要公家的任命，他们自己出钱，自己出力，编辑文集、小册子，宣传自己的观点，或许观点太激进、或许视野太狭隘、或许夹杂了过多的私利，但是他们积极的宣传，造出巨大的声势，舆论逐渐汇聚形成一种被称为“公论”的压力，对官府的行政事务形成制衡。当他们发现这种舆论的有效性之后，发现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影响政务之后，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组织并参与政治活动。
　　五、
　　与此同时，山东省官员及乡贤议事会代表也联名上疏，指出：当前国家内忧外患，局势堪忧。但是，无论是内忧还是外患，都是表疾，而不是当下的腹心之患。当下的腹心之患是各级官吏人浮于事、欺上瞒下、贪腐自肥，导致政令不通、敷衍了事。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多好的战略战术、多大的资金投入、仅靠皇帝一人多么勤政都是不管用的。
　　奏疏以此次皇陵被焚为例：崇祯皇帝已经几次三番要求兵部增调兵力，汇剿河南。但是兵部草率应付，皇帝批驳一次，兵部动上一动，皇帝批驳一次，兵部动上一动。这才好不容易才增兵至75000人，马15000匹，饷银770000两。崇祯皇帝心如火烧，又拨出内帑银200000两充当军饷。然而，在如此紧迫的军情下，各省兵马行动迟缓，未等大军糜集，东窜之“贼”已如狂飙一般从河南汝阳进入南直隶的凤阳府境内。面对农民起义军的咄咄兵锋，兵部尚书张凤翼只是给凤阳等地巡抚发了一纸文书，叫他们加强戒备，没有任何具体措施。凤阳巡抚杨一鹏、巡按吴振英、守陵太监杨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致使农民起义军大摇大摆直入凤阳，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事后，杨一鹏、吴振英二人又隐瞒皇陵被烧一事的真相，在在奏疏中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农民起义军来过了，又被官兵赶跑了。如此官僚竟然还能担任巡抚之职，担负守护一方百姓、守护皇家祖陵的重责，足见当今的官员如何的不称职、不负责任。因此，山东官员及乡贤议事会代表提议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乡贤议事会，并在中央成立国家级的乡贤议事会总会，借以监督各级官员及政策的执行情况，并且成为朝廷行政程序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
　　山东省的奏疏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朝野上下激起巨大的反响。一时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请愿行动，请求成立国家级的乡贤议事会总会，并且赋予其监督和审议行政机关的职能，成为朝廷行政程序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程序。
　　马士英和王进贤亦单独联名上疏，指出所谓的“流贼”多是陕西吃不饱饭的农民，是因为实在活不下去了才走上“贼寇”之路，亦是朝廷治下的赤子，宜抚不宜剿。以往招抚政策之所以屡屡失败，一是因为主持招抚的官员执行力不强，为了招抚一味退让，没有在武力的支撑下坚持以我为主的招抚，致使已经进入绝路的农民起义军死灰复燃，脱离险境后，再次举义；二是缺乏招抚之后安置农民起义军人员的有效的后续政策，致使已经诚意投诚的农民起义军为生计所迫，再次举义。对待农民起义军，一要以武力威压，迫使其投诚；二要做好安置工作，避免反复。山东省虽然承担着为国抵御后金的重担，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尚有余力，特别是在冬季，作战任务较少，可以参与山东省附近的一些防卫工作，可以对农民起义军进行围剿和招抚；为了让招抚工作顺利开展，山东省愿意用本省的财力物力支持招抚农民起义军的后续工作。如果皇帝能够同意山东省的策略，马士英和王进贤举荐已经致仕的河南士绅袁可立为山东、河南及运河总督，马士英和王进贤愿意在袁可立的领导下在冬季开展对农民起义军的威压及招抚工作。
　　六、
　　深夜，崇祯皇帝依旧在认真的批阅各地的奏章。各地申请成立乡贤议事会的上疏让他好是兴奋了一阵，他深知当今大明江河日下的关节在于吏治，只要吏治清明，还有什么是不能做好的事情？成立乡贤议事会监督各级官吏的行为，确实不失为整顿吏治的一剂良方。不但可以成为整顿吏治的一件趁手的工具，而且可以协调政府和士绅的关系。但是冷静的想了一想，崇祯还是犹豫了起来。成立乡贤议事会，使之成为行政环节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过程，这个权力是否过大了？结党！崇祯皇帝很敏感的想到了结党，乡贤议事会不同于各科给事中，并非个体行为，而是群体行为。在乡贤议事会中，众人是否会很容易的结党，并对政策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恐怕到时候不但不能成为自己手中很好的工具，相反会成为掣肘的干扰。对于此，崇祯皇帝没有把握。他犹豫再三，最终批示让内阁进行讨论。
　　同样，刚刚接到马士英和王进贤的奏章，崇祯皇帝还真的有些激动——总算有人为朕分忧解难了！然而当他的目光再次触碰到“马士英”和“王进贤”这两个名字时，他的眼睛仿佛被灼伤了。这两个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乃是阉党余孽，要不是王进贤手握重兵，早就把他们千刀万剐了。可是这两个人也是难得的干才，据说山东省在他们治下是五谷丰登、路不拾遗，简直要被吹到天上去了。若不是他们在辽东血战，辽东的局势恐怕更加不堪。他们二人如此人才，怎么就是阉党呢！眼下，朝廷正缺乏可用之才，他们主动提出依靠自身力量招抚“流寇”，的确让人心动。崇祯皇帝左思右想，想不出更好的法子。他抬眼看了看奏章之上“袁可立”三个字，心想：袁可立是皇兄的老师，为人中正耿直，有他坐镇，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吧！
　　联想到大明朝内忧外患、朝不保夕的局势，联想到前几日祖宗皇陵竟然被贼子焚烧，崇祯皇帝深感自己愧对列祖列宗。满腹委屈、一腔心酸，一时涌上心头，崇祯皇帝不由泪流满面，苦了许久之后，趴在桌案之上睡着了。
　　七、
　　农民起义军焚烧凤阳皇陵，将崇祯皇帝彻底从迷梦中惊醒。他意识到，再不赋予臣子以充分的权力，再不统筹规划围剿事宜，流寇将在帝国最为腹心的地带流窜作战，搅得国内不得安生。崇祯皇帝下定决心：攘外必先安内——必须先集中力量除掉流寇这个腹心之患。除了调集精兵强将、准备大量的粮饷之外，崇祯皇帝撤掉围剿不力的杨鹤，将之贬戍袁州，为此次围剿失败背上黑锅；将凤阳皇陵被烧的主要责任人，凤阳巡抚杨一鹏、巡按吴振英、守陵太监杨泽撤职，由锦衣卫捉拿进京后，被凌迟处死；任命洪承畴为陕西三边总督，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衔，总督河南、山西、陕西、南直隶、四川、湖广六省军务；重新启用袁可立为漕河总督兼巡抚凤阳、徐州、淮安、扬州四府，总理山东、运河沿线军务，协助洪承畴进行剿匪，并加旨允许袁可立相机招抚流寇。
　　袁可立匆匆上任，人还没到，就着人下达命令，要求马士英亲自率领精兵前往曹州、濮州。同时，命令新任漕河总兵吕毖率军至颍州与他汇合。王进贤并没有重视这个命令，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牵制后金政权的身上。为了应付这道命令，只是让马士英带上净军营，一路闲适的走到了曹州。至于吕毖，本来从名义上就是袁可立的下级，让他表现的兢兢业业一些吧，也给自己的老上司一个面子。
　　因为王进贤清楚的知道，农民起义军可不是乖乖女，才不会等你这张大网拉好，坐以待毙呢！朝廷在河南张网，农民军就必定流窜出河南。他们会向何处流窜呢？肯定不可能是由于凤阳皇陵被焚而朝廷力量大幅增强的河南东部、北部，因此，这个时候集中力量于曹州、濮州地区，无异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只有等朝廷在河南东北部的力量虚弱之时，农民军才会向这个方向流窜。就算有农民军真的朝这个方向而来，以漕河标营和净军营的实力，加上黄河天险、深沟高垒的城池，农民军也无力从这个方向突破。
　　果不出王进贤所料。就在朝廷正在张网之时，趁着朝廷的主力洪承畴率部出潼关进入河南之际，原先留在河南西部的农民军便乘陕西空虚，杀回陕西境内。之后，由安徽进入河南的高迎祥、李自成等部，以及由湖广进入河南的张献忠等部，加上原先留在河南的农民军，纷纷杀向河南之西部，并重回陕西境内。忙了半天的洪承畴，急忙修改战略，由河南回救陕西。这一路上，他连遭败绩，两员悍将曹文诏和艾万年先后被农民起义军击毙。这二人都是与农民起义军作战的中坚，特别是曹文诏，每战必胜，令农民起义军闻之色变。他们二人的死对于官军来讲无异是晴天霹雳，以至于一时之间官军上下都不敢再与农民军正面作战。陕西境内的农民军，已占绝对优势。
　　但是占尽优势的农民军很快发现，陕西因连年战争、灾荒，粮食供应很成问题，无力支持流寇大军，于是图谋再次东出，再次进入河南。张献忠等部试图从陕西蓝田突入河南卢氏县，遭总兵尤世威阻击，一度进入商洛山中。参将徐来朝所率部卒3千人，不肯进山追击，发生哗变，被农民军乘机击溃。徐来朝部一溃，尤世威部失去侧翼保护，加上士兵久戍荒山，水土不服，病疫发作，终于被农民军击溃，豫西边界被突破。农民军遂分营10余路，一齐杀入河南。据说农民军进入河南时，大队东行，尘埃蔽天，队伍宽40里，长百余里，老弱居中，精骑在外保护，声势十分浩大。面对如此浩荡大队，总兵左良玉、祖宽竟不敢出击，眼睁睁地看着农民军进入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