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话

　　谨以此文送给那些生活在明末清初、经历了无数苦痛的人们！
　　穿越到万历46年，首要面对的问题即为对东林党和阉党的认识问题。如今，重新认识东林党和为阉党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我对此也是极为困惑。为了认清这个问题，我看了些史料，逐步形成自己的认识，并撰写了一篇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由于稍微学术了一点，就放在文前吧。
　　东林辨
　　明末的党争是明末重要的历史事件。作为党争史的主要党派，如何认识东林党，实际上是对东林党定性，也是对明末党争的定性，还是对明末各种政治事件的定性，更牵涉到无数牵涉其中的人物的臧否，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因此自明末以来，一直争论不休。
　　改革开放以来，打破一言堂，思想日趋活跃，对于东林党的评价又一次日趋多元。自明末以来的争论又一次甚嚣尘上。时至今日，相关人物已经作古，他们的徒子徒孙也烟消云散，我们对东林党的评价应该可以更加客观。消除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政争背景，加上时日已久，相关人物均已作古，人们的认识虽然可以客观，却更加多元，更加复杂了。
　　一、党争简历
　　1、争言路
　　万历初年，张居正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改革。他通过考成法，强化了权力集中于内阁的中央集权制度。一些在今后党争中起到核心作用的东林大佬，针对六科言路和书院讲学两点，在权势熏天的张居正的高压下，旗帜鲜明的站在张居正的对立面。他们是：顾宪成、叶向高、赵用贤。
　　2、阁部之争
　　阁部之争从万历18年持续到万历22年，内阁阁臣先后有申时行、赵志皋、张位、王锡爵，主持吏部工作的先后有宋纁、陆光祖、孙鑨、赵用贤（吏部左侍郎）、陈有年。最终以阁臣大获全胜而告终。
　　这一阶段的阁部之争有如下特点：
　　（1）阁部之争
　　阁部之争是内阁和外庭政府（主要是六部，特别是吏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双方有着明显的政权建制区隔，泾渭分明，这种权力斗争，归为本位主义应不为过。
　　（2）没有重大案件
　　阁部之争均是正常的行政事务斗争，斗争焦点基本上属于吏部业务。虽然很难说斗争双方谁对谁错，但是双方的目的、立场、手段都十分清晰明了，最终的结果也十分温和，不过是主动或被动的罢官、降级。
　　（3）外庭政府一方出场人物影响巨大
　　由于斗争主要焦点在于吏部业务，因此，外庭政府方面出面的基本上是吏部官员。或者说，吏部官员作为六部九卿之首——天官，代表政府积极主动以自身业务为基点，开展与内阁的权力斗争，表现十分抢眼。此时吏部出场的人物很多将在以后将产生巨大影响，如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均可视为东林党的核心人物。由于他们今后巨大的影响，使得本来较为简单的阁部之争也变得重要起来。
　　（4）皇帝作用举足轻重，立场较为明显
　　考察阁部之争，可以发现虽然内阁获得了最终胜利，但是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显得十分被动，甚至可以说是处处挨打。而吏部在斗争过程中积极主动，不但在权力争夺中处处占先，也在朝野上下产生巨大影响，在威势上也是声望日隆。内阁之所以取得最终胜利，完全是因为神宗皇帝站在他们一边，频频出手。这一阶段的神宗皇帝也极少留中大臣的奏疏，频频充当最终裁判官，表现十分活跃。
　　3、前期党争
　　阁部之争后，出现了数年的相对平静。
　　万历22年，沈一贯入阁。万历26年十月，首辅赵志皋家居养病，内阁中沈一贯一人主政，前后历时三年。沈一贯原籍浙江宁波，在任期间浙江籍官员多依附其门下，如右中允陈之龙、户科都给事中姚文蔚、工科给事中钟兆斗、吏部员外郎贺灿然等，此外蜀人刑科给事中钱梦皋、御史张似渠、齐人御史康丕扬等也与沈一贯的相互勾结。
　　万历29年，原礼部尚书沈鲤、朱赓以东阁大学士入阁。沈鲤入阁后，也与同年左都御史温纯、门生礼部右侍郎郭正域等深自结纳，朋党之争，渐露苗头。前期党争，经历楚王案、妖书案、乙巳京察三大战役，最终以双方主帅沈一贯与沈鲤在万历三十四年七月同日免职，各赐路费，驰驿归里而告终。
　　这一阶段的斗争产生了新的特点：
　　（1）势均力敌，不再以阁部为界
　　斗争双方一方是以沈一贯为核心的浙党，一方是以沈鲤为核心的东林党。随着吏部群贤被逐和沈鲤的入阁，斗争双方在内阁中均有阁臣，双方便以阁臣为核心，政府在京各个部门均卷入党争，六部科道表现抢眼。双方在斗争中势均力敌，斗了个旗鼓相当。
　　（2）出现了重大案件，斗争深化
　　这一阶段，出现了楚王案和妖书案两个重大案件，可以看做斗争手段的升级和斗争层次的深化。和阁部之争中的政务斗争相比，围绕着重大案件的斗争更为激烈和复杂。首先，这类重大案件是非分明，错就是错，对就是对，没有讨论的余地。在楚王案中，朱华奎是楚恭王之子即为对，否则即为错；在妖书案中，炮制妖书者即为错。其次，这类案件涉及重大，楚王案涉及楚王是否正宗，这在封建时代是十分重要的；妖书案更是涉及皇家储君，可谓关系国本。正因为两个案件涉及重大又是非分明，因此其处理结果也是即明确又残酷，在妖书案中，疑似主犯皦生光被凌迟处死，家属发配边疆充军。两个案件中均有不少人受到残酷刑罚折磨。可妙就秒在谁也搞不清这两个重大案件的来龙去脉，于是双方围绕案件的过程上下翻飞、勾心斗角，展开激烈的斗争。斗争更加深化、残酷，双方的积怨也更加不可调和。
　　（3）皇帝起到关键性作用，但是较为犹豫
　　由于案件的重大、复杂和残酷性，万历皇帝较为慎重，多次留中，反映出他的犹豫。但是到了最后时刻，万历皇帝果断拿出霹雳手段，终止案件的继续审理和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4）正常的政务已经受到党争的影响
　　乙巳京察由于党争前后进行了7个月；在党争中很多官员被免职，而一时之间也没有及时弥补，这不能不严重影响政府的正常运行。
　　4、中期党争
　　沈一贯与沈鲤相继去职后，内阁仅余朱赓一人。增补阁臣提上议事日程。在经过一番激烈斗争后，万历35年5月25日，神宗皇帝下旨加于慎行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叶向高和李廷机升礼部尚书各兼东阁大学士，三人同时入阁，随后又下诏招在籍旧辅王锡爵入朝担任首辅。从此，至万历四十二年八月，大学士叶向高在上疏十余道求去后终获神宗批准，方从哲继任为首辅为止，叶向高一直在内阁中为东林党发声，其中有相当一段时间，叶向高为内阁独相。而由此至万历四十五年，不过3年了，在此期间，东林党不过是苟延残喘。万历45年的丁巳京察标志着东林党的全面没落。
　　这一阶段斗争的特点：
　　（1）东林党占据优势，斗争范围继续扩大化
　　这一阶段，斗争的双方一方为东林党，另一方先后为老三党和新三党。（老三党：浙党，宣城人右中允汤宾尹为首的宣党和昆山人左谕德顾天埈为首的昆党；新三党：以山东人亓诗教、韩浚、周永春为首的齐党，湖广人官应震、吴亮嗣为首的楚党，浙江人刘廷元、姚宗文为首的浙党）总的来讲，还是东林党占据优势，他们不但有叶向高长期独占内阁，而且各个部门都有势力存在。反观他们的对手，汤宾尹只是右中允，顾天埈是左谕德，齐党、楚党领袖甚至只是小小的给事中，他们所谓的党满打满算也只有寥寥数人。由于大批官员因为党争而下岗，很多岗位空缺，以致各道御史都加入到党争中来，斗争范围进一步扩大。
　　（2）斗争日趋激烈，“党”成为攻击的新武器
　　这一阶段斗争日趋激烈，有大案、有京察、有日常政务，此起彼伏，波澜壮阔。“党”成为这一时期新的武器，大名鼎鼎的东林党、浙党、齐鲁宣昆党都是在这一阶段出现的。
　　（3）皇帝的作用依然关键，但是疲态明显
　　面对复杂而激烈的党争，万历皇帝依然是最终的定海神针，起到乾坤一断的作用。但是，面对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的党争，是个人也会厌烦的。而且，皇帝有时下旨也不管用。大案总能搞出峰回路转，京察——皇帝要保的人，只要搞臭一样要下台。万历皇帝对此也是无可奈何。
　　（4）正常的政务受到党争很大影响
　　5、后期党争
　　明光宗即位后，开始给东林党平反。他在位时间很短，但是他的儿子明熹宗继续了他的平反政策。使得在天启初年，大批东林党人进入政府高层，所谓“众正盈朝”。但是，随着魏忠贤逐渐把持政权，大规模迫害东林党人，东林党人的执政一下子从极度**转让极度低潮。
　　这一阶段斗争特点：
　　（1）非士大夫介入斗争，强势参与
　　随着明光宗和明熹宗前期对东林党的优遇，东林党一时间占据了朝廷权柄，随着天启三年京察的结束，东林党几乎占据了一切要冲。但是，就是在这一片大好形势下，一是所谓的“东林党”内部发生裂变，二是一大批所谓“邪党”投靠宦官。导致宦官这一不属于内阁和外庭政府的内庭强势介入党争，使得党争局势进一步恶化。
　　（2）斗争更加残酷无情
　　由于新势力的介入，党争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士大夫圈子，变得更加残酷无情。杨涟、左光斗等人先后下狱，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拷打致死。
　　（3）皇权的作用依旧明显
　　在这一阶段的斗争中，皇帝本人的态度并不明确。但是，攫取了权力、成为皇权代理人的阉党，利用皇权取得压倒性优势，使得东林党人毫无反抗余地。
　　（4）政务基本未受影响
　　由于斗争呈一边倒的态势，所以日常的政务未受很大影响，即使有问题，也是腐败、执政能力等问题，和党争无关。
　　6、复社余波
　　由于和本文关系不大，略。
　　7、总结
　　（1）东林党的党争，由非党至本位主义之争，再至以阁老为核心的党争，再至明确的朋党之争，再至势不两立的朋党和皇权之争，经历了一个缘起、发生、发展的过程。
　　（2）斗争的烈度由小至大，最终变得极为残酷。
　　（3）东林党在斗争中往往很容易达成优势，但是却无法将优势变为胜势，最终全面败落，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最终裁决人——皇帝不站在他们一边。斗争的过程往往是东林党人看上去取得节节胜利，马上就要大获全胜之时，皇帝出面，该降级降级，该罢免罢免，乾坤立刻逆转。
　　（4）总的来讲，如果不包括和阉党的斗争，党争还是包含在正常的士大夫争权夺利的范围之内，虽然强度有些过大。但是在任何政权中，争权夺利都是不可避免的，属于正常范围。士大夫的意气之争明显起到不好的作用。
　　二、何为东林党
　　关于东林党的争论甚嚣尘上，但是何为东林党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导致各说各话，同样的“东林党”却包含着不同的内容。
　　1、东林无党
　　“东林无党”是明史著名学者樊树志的观点。他认为，东林党是朋党，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式，不需入党，也不必脱党，因此，其人员是极难明确的。而且顾宪成等人也从未组党，党争最为激烈的时候，他已经下野，很难想象他在千里之外的无锡，遥制京城的东林党进行党争。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如此，东林无党。
　　2、东林小团体
　　“东林党”借的是东林书院的大名，因此，东林党也必然是在东林书院成立后的万历32年之后才可能出现的。而此时，二沈之间的党争已经如火如荼，再加上东林书院筹备和千里之远的交通，严格来讲，早期的二沈之间的党争，完全可以不计在东林党头上。也正是因为东林党借用的是东林书院的大名，那么东林书院的核心应该是无可置疑的东林党核心。建设和维持东林书院的核心人物，除了顾宪成、高攀龙、顾允城外，还有安希范、刘元珍、史孟麟、陈幼学、叶茂才、张大受、王永图等人，可惜的是王永图、张大受基本上不算东林党人，安希范也勉强。我们姑且把这批人叫做东林小团体吧。
　　3、狭义东林党
　　狭义东林党指被新老三党指认、以及被朝野公认的的东林党人。按照这个定义，东林小团体的一些成员甚至都不属于狭义东林党，我们姑且把东林小团体成员均列入狭义东林党。按照这个定义，狭义东林党除了包括东林小团体外，还包括赵南星、邹元标、于玉立、王元翰、李三才、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核心成员，连叶向高、沈鲤是否算东林党人也在两可之间。
　　如此定义东林党，依旧有着很大的问题。鉴于东林党是朋党，没有入党仪式，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那么如何界定不同时期的东林党是同一个东林党呢？顾宪成在任时期的东林党和于玉立在任时期的东林党可以视为一个党吗？为什么呢？于孔兼与顾宪成为同年，于玉立又是于孔兼之子。顾宪成的同年恐怕未必只有于孔兼一人，同年固是重要的社会关系，但是作为结党的基础似乎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东林党作为影响中国历史几百年的政治符号，仅仅是基于同年或同乡，显然是不可能的。
　　万历四十四年（1616）十月，原漕运总督李三才上疏，复为东林辨白，其中有这样的词句：
　　今奸党仇正之言，一曰东林，一曰淮抚。所谓东林者，顾宪成读书讲学之所也。从之游者如高攀龙、姜士昌、钱一本、刘元珍、安希范、岳元声、薛敷教，并束身厉名行，何负国家哉？偶曰东林，便成陷井。如邹元标、赵南星等被以此名，即力阻其进。
　　这一段清楚的说明，顾宪成等人成立的东林书院是讲学的地方，自有其东林小团体，而所谓的东林巨擘——赵南星、邹元标等人并不属于其中，而是被人指认的。
　　4、广义东林党
　　广义东林党，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东林党。除狭义东林党外，还可包括：沈鲤、叶向高、孙承宗、李邦华等。
　　5、扩大化的东林党
　　天启四年，魏忠贤掌权后，多种红黑政治名单似的小册子纷纷问世，作为辨别敌我，党同伐异的依据，其中的黑名单即为东林党名录。如《东林点将录》、《东林同志录》、《盗柄东林伙》之类，这类小册子往往扩大了打击面，即使按较为宽容的标准，很多人也称不上东林党人，其中不乏所谓的“邪党”中人，甚至投靠魏忠贤的阉党。
　　说这些小册子是扩大的东林党也不严谨，因为这些小册子为了打击魏忠贤的政敌而出现的，所以某些老一辈的东林党并不在其上。比如东林党是始作俑者，东林书院的创立者顾宪成就不在最为著名的《东林点将录》上。
　　还比如更加接近昆党的郑振先就很不幸被《东林同志录》和《盗柄东林伙》点中，被目为东林党人。
　　可笑的是，后人往往按照阉党炮制的这些小册子来指认东林党人。
　　更为可笑的是，很多甚至连阉党都没有认定为东林党人的，却被善良的后人们指认为东林党人。大名鼎鼎的袁崇焕就享受了这一待遇。
　　东林党成为了所有阉党看着不顺眼和看阉党不顺眼的人的集合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林党成了一面旗帜，这个意义上的“东林党”也并非不可。但是却不免把“东林党”鱼龙混杂了。
　　6、总结
　　“东林党”可以大到所有和阉党不对付的人，也可以小到一个人没有。因此所谓“东林党”，就算是朋党也完全就是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在任何时候讨论东林党，对东林党加以界定都是十分必要的。
　　7、所谓“邪党”
　　除却阉党，和东林党斗争的派系被统称为“邪党”。这些邪党和东林党一样，属于士大夫范畴。他们同样是朋党，没有入党仪式、没有组织程序、没有政治纲领。同东林党一样，他们完全是在斗争过程中被指认的，完全不管你自己认与不认。其被动性比之东林党有过之而不及。
　　日本学者城井隆智曾经统计，在党争前期攻击沈一贯的官僚共有69人，他认为其中的“东林党”不过10人，昆党5人，齐党2人，甚至还有反东林派12人。这一方面说明东林党往往在党争中占有优势，而其优势来源不在于党，而在于舆论或道理；另一方面说明，所谓的党争，并不像一般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而所谓的邪党，也并非十恶不赦的邪党。由此还可以看出，东林党那旺盛的不息的战斗意志。
　　以宣党为例。所谓的“宣党”是安徽宣州人汤宾尹并的党派。其“成员”多为汤宾尹的故旧与门生，除了他一个就再无宣州人了，如王士昌为江西新建人，刘光复为青阳人，刘廷元为浙江平湖人，李征仪为广德人，商周祚为浙江会稽人。其中有的人似乎从未参与过党争，而且但从史料上看，似乎在地方也干了不少好事。至于汤宾尹，不过写的一手好文章，除了当过主考官，没干过有实权的位置。下岗后，似乎更热衷于写书挣钱，而非遥执朝政。如果说，宣党有什么落后性的话，那只有说他以封建师生关系作为组党基础，比之东林党的“天下公党”更加落后吧。
　　三、东林运动
　　美国学者哈克有一个论断：“（东林党）是一支道德重整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东林党既然不成立，或许“运动”这个词更加能够准确地表达以东林书院为代表的士风和行为。所谓东林运动，不仅仅是东林书院一家的运动，更是当时士林一股普遍的风潮。这股风潮以东林书院为代表，而东林书院以顾宪成为代表。
　　1、顾宪成“遥执朝权”了吗
　　顾宪成在寄“三书”为李三才辩护之后，被人批评“遥执朝权”。他能做到这一点吗？
　　顾宪成回乡后便开始讲学，东林书院成立后更是全身心投入，还经常四处奔波讲学。以当时的通讯和交通条件而言，远在无锡的顾宪成大强度的介入朝政完全没有可能。
　　万历40年，顾宪成辞世。作为吏部曾经的中层官员，他的辞世居然也在朝堂之上引起不小的波澜。10月，时任礼科给事中的“齐党”领袖人物亓诗教上言，建议神宗应“疏流穷源，究极祸本”。其攻击极为恶毒：
　　今日之争，始于门户，门户之祸，始于东林，东林之名倡于顾宪成。而其后于玉立[17]附焉，然宪成自贤，玉立自奸，……方东林之祸起也，贤如顾宪成者主盟，使天下望之如登龙焉；又东林之渐炽也，奸如于玉立者结党，使天下趋之如赴壑焉，东林之名是，东林之实非矣。于是大开奔竞之门，广布招摇之令，横行笼罩之术，无识者悮坠其术中，不肖者愿归其幕下。凡才智自雄之士与跋扈无赖之人，及任子、赀郎、罢官、废吏、富商、大贾之类，如病如狂，走集供奉者不知其数，而又能依附名流，交纳要津，夤缘权贵，布散党与。羽翼置之言路，爪牙列在诸曹，机关通于大***阁任其指挥，冢宰听其愚弄，总宪繇其提掇，举朝廷之大权一握于东林之手。……同己者留，异己者逐，在朝在野但知有东林而不知有皇上。
　　即使在对手恶毒的攻击中，也承认“贤如顾宪成者主盟，使天下望之如登龙焉；又东林之渐炽也，奸如于玉立者结党，使天下趋之如赴壑焉”。作为东林盟主的顾宪成，并非结党的中坚，而是以其名望成为结党的旗帜，因此并不参与党争，以至于“东林之名是，东林之实非矣”。亓诗教觉得和他作对的东林党，并非真正的、顾宪成领导下的东林党，而是有人借用东林之名，而行非“东林运动”之实。
　　2、顾宪成不问政治了吗
　　顾宪成等人回乡，以创办书院寄托心志。万历36年，起升顾宪成为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顾宪成立即写了辞呈，理由有二，一是身体不好，二是他不再过问政治，“入山唯恐不深，如林唯恐不密”，称自己为桃花源中人。在东林院规中也有不得“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的明确规定。
　　然而东林书院的名声却越来越大，甚至影响到了中央朝堂。既然，顾宪成已经不问政治，现实条件也不可能让他遥制东林党参与朝政，那么他是何以做到这些的呢？
　　（1）东林书院的讲学或许不涉及朝政，但却不可能不涉及政治思想。东林书院讲学过程中是否“议论朝政、品评人物”，我们已无法考证，但是我相信即使有，也是极为罕见的情况。因为不仅仅有院规约束，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眼光并不仅仅停留在朝堂之上，志趣也不在政治斗争。
　　东林会约有四要、二惑、九益、九损。从中可以看出，东林书院所讲的不是科举的学问，包含有庶民的内容，极为开放。《东林书院志－九益》中有这样的文字：“于是或参身心密切，或叩诗书要义，或考古今人物，或商经济实事，或究乡井利害”，东林书院的讲学不裁量人物，但是却不排除考古今人物；不议乡井曲直，却不排除究乡井利害。其区别在于，这只是理论的探讨，这和儒学入世的价值取向是紧密相关的，当然其中的尺度有时极易被人诟病。而且，人物、乡井并不是东林讲学的全部，还有诗书、经济，在他们眼里，更为重要的应该是身心。
　　从顾宪成和高攀龙的讲义来看，他们关心的焦点也是做人做学问的道理。这和历代儒学诸贤——孔子、朱熹、王阳明——是一脉相承的。和佛道不同，儒学是入世的学问，因此，历代儒家感兴趣的问题必然涉及到政治思想。而东林书院那幅著名的楹联也展示了儒生们的抱负——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事事关心——我们没有议论朝政，但是我们关心天下的兴亡。“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我们或许不能再追求外王了，但是我们还可以追求内圣。我们讲学把我们的思想传承下去，我们希冀看到一代代内圣的士子走出学院，去建设一个外王的世界。至于期间是否议论朝政、臧否人物，或者只是映射一二，或者只是有人在讲学的聚会过程中闲聊了几句，或许有，或许没有，但是这肯定不是讲学的本意和主流。
　　而且，不谈实事不是东林一家的做派，而是当时讲学的一种风气。冯从吾为关中书院订立的章程中，也明确提出“不谈时事”。当时，书院的重建成为一时之风气，如此众多的书院，没有其他书院背上“议论朝政、品评人物”的罪名，只有东林书院由于东林党的原因，被政敌批评“议论朝政、品评人物”，显然是一种苛责之言。
　　（2）顾宪成等人不仅仅在东林书院进行思想的探讨、学术的思考，而且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不但在东林书院每年一大会（甚至一年两次），每月一小会，而且积极参与其他的书院的讲学和聚会，很多书院都有顾宪成等人讲学的记录。
　　相比于东林党中坚于玉立之父、顾宪成同年好友的于孔兼，顾宪成显然高调的多。于孔兼回乡后，在家乡金坛成立志矩堂，进行讲学活动。顾宪成和高攀龙等人都曾多次到志矩堂讲学，其讲稿收入他们的文集。但是，于孔兼对于顾宪成等人开门讲学持有不同意见，对于东林书院组织的龙山大会也有不同意见。在于孔兼的文集《山居稿》中，对志矩堂反而只字不提。
　　顾宪成等人如此高调地参与学术交流活动，也并非爱出风头，确实是一时之风气。但是如此一来，说自己“桃花源中人”，“入山唯恐不深，如林唯恐不密”，就显然不合适了。
　　因此，对于朝堂政治和乌烟瘴气的党争，顾宪成和东林书院是不愿意过问的。但是对于政治思想的探讨和实践，顾宪成和东林书院是积极参与的。
　　3、顾宪成是贤人还是小人
　　这个问题似乎只有在今天才成为问题。在当时，没有人否认其贤。齐党领袖亓诗教在对东林党恶毒的攻击中都说“贤如顾宪成者主盟”。
　　4、重整道德的十字军
　　道德重整包括三个方面：
　　（1）为君之道
　　顾宪成等人以儒家经典阐述的伦理道德要求皇帝“以修身为本”、“以天下为心”。在他们看来，天下并非皇帝一己之私，不可以一己之私掩天下，因此要皇帝以“天下为公”的道德来规范自己。
　　李三才在围绕矿税之祸所上的三疏中，也进行了尖锐的君主批判。提出“天以大位托之皇上，岂以崇高富贵独厚一人，盖付以亿万生民之命，使司牧之也。”
　　（2）为臣之道
　　顾宪成等人极力推重类似海瑞式的官员，清正廉洁。有意思的是，顾宪成对海瑞那道著名的《治安疏》推崇备至，而其中的主要内容则是对皇帝的指责，这和顾宪成等人要求皇帝遵守为君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处。
　　（3）为学之道
　　自致仕回乡后，顾宪成等人着力于讲学活动。而讲学的重点在于由虚返实，拨乱反正。
　　5、东林运动的遗产
　　（1）政治遗产
　　万历年间，党争不绝。东林党作为主辩方从始至终参与了党争，同各个“邪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又在天启年间，同阉党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这些斗争意义何在？
　　不要说是老百姓，即使是专业的历史学者，都鲜有几个人能脱离参考资料对这些党争事件，进行一次较为完整、细致和富有逻辑关系的描述。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历史事件，基本上是事件的罗集，而普遍缺乏一般政治意义。东林胜了如何，君不见天启初年、崇祯初年，众正盈朝，却甚至没有拿出一个像样的改革方案；东林败了又如何，君不见万历末年，反东林人士也没有什么作为；天启末年，阉党反而搞了个乌烟瘴气。
　　正面的政治影响没有，那么负面的呢？有人说：明亡于党争。我想，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会觉得这个观点武断。任何政权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权力斗争。崇祯朝没有真正的东林派和反东林派，却一样有党派斗争、权力斗争。明亡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是其本身的腐败和反动，党争不过是锦上添花的表象而已。不仅明末有党争，大明朝的优秀人才们甚至把这个优良传统带到了大清朝，顺治朝有南党和北党之争，到了康熙朝，支持满族的主子明珠和索额图，继续相互斗争，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蒸蒸日上的大清朝继续前进。
　　东林党已经成为了一面旗帜——一面正义的旗帜，天启之后，东林党就已经名存实亡了，但是想在帽子上别上“东林”标签的人却大有人在，复社便自称“小东林”。但是，真正考究其政治作为，其实难副。
　　（2）学术思想
　　东林书院在思想上，声望如日中天，其中最为光芒璀璨的明星是顾宪成。可是，真正考察顾宪成的思想，却多少有些粗糙。东林书院系统中，思想构筑较为精细和圆通的是为高攀龙。然而，无论顾宪成还是高攀龙，在思想上既了无创建，又缺乏长久的影响。
　　在理学思想史上，二程、周敦颐确实在前人基础上有创造之功；朱熹集理学前辈大成，加以深化、细致，虽失繁琐，却是有为，影响深远；王阳明在万马齐喑之际，振臂一呼，石破天惊，乘势而起，其学说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融会贯通，颇有再造之功。而顾宪成、高攀龙却是拾前人牙慧，生搬硬套，全无体系。不过是拿朱熹啃过的大馍，针对时弊，撕下相对应的部分，朝对手掷过去罢了。
　　或许，我们不该苛求东林书院。顾高等人很可能也没有想要自立门户，只不过依朱子学说拨乱反正罢了。这也更加印证了，东林运动是一场顺应时代潮流的运动。
　　（3）精神遗产
　　东林人士强调气节，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大的作为，但是在和阉党斗争中的表现却可圈可点。前有6君子事件，后有7君子事件，13个人全部壮烈殉道。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为了心中的正道，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以萤火之光照亮黑暗，以螳臂之力阻挡巨车。其精神同样是一份宝贵的遗产。
　　（4）行为模式
　　作为一场运动，东林人士的突破或许不在思想之上，而在行为模式之上。他们不以结党为耻，反而有强烈的组建更加有组织的“党”的愿望。他们依靠着发达的水路交通网，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着广泛的学术和思想交流。他们打破士民界限，和商人交朋友，邀请劳动人民听取自己的讲学。他们上朝为官，下野讲学，不以官位为念，却因为学习有所心得而兴高采烈。这都是生产力发展而顺应潮流的表现。
　　6、东林的阶层判断
　　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东林人士的家庭成分被确定。虽然，顾宪成和高攀龙都很可能出生在商人家庭，但是也有很多东林人士并非出身商人家庭，既有大地主家庭，也有贫寒之家。况且，成为进士，取得身份性地主资格之后，顾宪成和高攀龙的纯粹商人标签也要打个问号。
　　在东林人士的文章之中，固然有不少是为商人发声，但是他们也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并没有厚此薄彼。因此，为他们打上江南资产阶级代言人的标签是不恰当的。况且，由于被打上“东林党”标签的广泛性，东林运动亦是一种风潮，具有普遍性，其中很多君子并不在江南资产阶级之列，将东林运动局限于江南商人阶层过于狭小。
　　因此，东林人士的阶层划在士林的下层更为合适。从整个社会来看，士林的下层即是整个社会的中层偏上。从历史上看，这个阶层往往是革命的中坚，最具有实际革命可能的集团，其中的优秀分子有知识、有能力、有变革的欲望和要求。相比而言，上层集团更加软弱，缺乏变革的迫切需求，由他们领导的革命更倾向于开展一场宫廷政变；下层集团虽然有强大的力量，但是缺乏知识和构建新社会的思想，他们领导的革命无法被称为革命，因为他们无法打破旧的生产关系。
　　四、历史维度下的东林
　　1、理学的反击
　　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史，上讫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那是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过渡时期的思想争鸣；至汉武大帝独尊儒术，儒学开始了对封建社会2000余年的思想统治，两汉期间，经学最是繁盛；魏晋时期是一个天崩地坏的时期，玄学发动了对儒学的反动；隋唐时期，儒学作为不大，佛学却异军突起，一时间有声有色；儒学痛定思痛，开始介入自己一向不愿意介入的神秘主义领域，讨论一些世界本源之类看不见摸不着的带有宗教意味的话题，和佛道争夺理论阵地。自宋朝出现理学，理学便开始了对中国思想界长达700年的统治，直到清朝，开始了又一次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过渡时期的争鸣。
　　然而，这700年的统治并不是一帆风顺。在分析理学之前，首先要搞明白：何为理学。所谓“理学”，简单的说，就是天下有一至理，或曰天理。因此，天下所有的事都是有理的，为人做事，只有符合天理，才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既然世上的一切，都早已经由天理所定，那么人的任务就是发现、遵循天理，按照封建义务该干啥干啥，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欲望。明初，由于皇帝们大力倡导，朱子理学被钦定为统治思想，是思想上的正宗，不允许怀疑和诋毁的，形成思想的专制和禁锢。导致在明初的思想研究上万马齐喑，100多年，没出一个像样的大学者。
　　和朱熹同时代，还有大思想家陆九渊的存在。陆九渊是“心学”的创始人，但是实际上也是不脱理学范畴，因为他也同样承认世界上有一至理的存在，同为封建统治服务。只不过，他认为，既然“天人合一”，那么“心即理”。天理乃至理，人心同样是至理。因此，在到达内圣的方法上和朱熹产生了不同。朱熹讲“穷理”，即“道问学”；陆九渊讲“明心”，即“尊德性”。不过既然同是理学宗人，同为封建宗法礼教服务，那么就没有什么势不两立的地方，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早在朱熹死后，朱熹的弟子们就把朱子所谓“博学”“致知”的功夫，变成了和清朝的大儒们一样的“训诂之学”。而陆学更是一蹶不振，偏于禅道。因此，在元朝，作为统治思想的理学界，最重要的功夫是朱陆合流的功夫。
　　在明初，朱子理学一统天下。可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朱子理学那种死板、支离的、禁锢思想和行为的学说，越来越不受待见。王阳明此时脱颖而出。所谓时势造英雄，不管王阳明本意如何，他的学说形成了一股潮流，猛烈地冲击着朱子理学的思想阵地。王阳明以“致良知”之说，弥合了朱陆在知和行上的分歧，实际上是朱陆合流的深化和融通。他固然认为“良知即天理”，但是发现这个良知的过程却需要“致”，要“做功夫”。因此，王阳明同样是理学家。
　　但是，不管王阳明愿意不愿意，在他的后传弟子中，真正“朱陆合流”、谨守他衣钵的弟子们，和保守的、偏于朱熹的修正派在思想史上缺乏分量。真正在历史上杀出一番新天地的，却是偏向于陆子的、更加激进的、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激进派。“泰州学派”是非常具有战斗性和人民性的学派，在很多地方都背离了封建宗法的束缚。从这个意义上讲，“泰州学派”已经不算理学一脉了。因此，泰州门下，多为封建统治者所忌惮，欲杀之而后快。其中最为激进者，何心隐、李卓吾便死在屠刀之下。王学激进派最具人民性和革命性的因子被扑灭后，就只剩下隐居在乡间做一些乌托邦实验的平民学者，和大肆宣扬三教合一、以狂禅为本色、脱儒入佛、所谓的“王学末流”了。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王学激进派是那个时代最具革命性的学说，对大明王朝的封建统治造成了极大冲击，使得人民的思想更加迷乱，整个封建统治摇摇欲坠。在这个时候，打着恢复程朱理学旗号的东林运动出现了。
　　东林运动是程朱理学正统对于自王阳明以来思想界的混乱状况进行一次重整和反击，他们希望通过运动达到拨乱反正、重建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目的。
　　在理气论和人性论上，他们基本继承了程朱理学的观点，但是却并没有从中大肆推导出封建纲常，并以此为据加强封建宗法统治。相反，他们对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产生了质疑。即使如此，他们却也没有进一步的行为，当封建统治的代理人——阉党对他们举起屠刀时，他们的反应是昂然引颈待戮，除了高攀龙自沉算是有一点反抗精神外，全部以忠臣顺臣自居，即使高攀龙在自沉前的遗书上也写下：“君恩未报，结愿来生”的字句。
　　他们自命气节，最为推重《大学》。希望在士大夫阶层人人皆受圣人教诲，“明明德”，修身齐家治国而平天下。而当这批正人君子走进帝国中枢后，历史证明，他们或许修身齐家了，却没有治好国，更难说平定天下了。
　　他们把最主要的火力集中到王学，特别是所谓的“王学末流”身上。希望士风能够由虚转实。但是，或许他们没意识到，整个理学就是空中花园，是为了和佛道争夺理论阵地而产生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封建统治，本身就不是入世的实学。或许他们意识到了，只不过更加清醒自己的历史责任。东林运动对于王阳明的功绩并没有给予抹杀，相反对于他和他的学说的评价是相对客观的。在他们看来，王学功绩不小，但是流弊同样不小，而他们所反对的正是王学的流弊。
　　整个东林运动宛如昙花一现，并没有真正端正人们的思想，阻止历史的前进。但是，他们确实对于王学的偏激和虚妄的一面进行了有效的纠正。或许他们自己对于自己的历史任务有着清醒的认识，无论顾高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过阐释。顾宪成说：“弘正以前，天下之尊朱子也甚于尊孔子，究也率流而拘，而人厌之，于是乎激而为王子。正嘉以后，天下之尊王子也甚于尊孔子，究也率流而狂，而人亦厌之，于是乎转而思朱子。”其中，并没有对王子的贬低，也没有对朱子的拔高。
　　历史是螺旋形前进的，明初建立了强大的封建专制，其中也包括思想专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王阳明心学的产生和发展对于代表封建思想专制的程朱理学发起了强大的攻势，这些攻势的作用在于瓦解人们思想上的块垒，以我心为天理——具有极强大的思想解放意义。然而，破而不立，没有建立真正有效的新思想。相反，在封建发动势力的打压下，在最具革命性的因子被扑灭后，和他们的先辈——魏晋士子和陆学后生一样，走向玄虚之学。这个时候，东林运动打着理学的旗号进行纠偏，是有其进步的意义的。
　　而且，恰恰是在东林运动中，这些笃实的君子们提出了一些朦胧的具有新生活力的思想，为下一步的思想启蒙打开了通往另一个时代的门缝。
　　1、富有新生活力的运动
　　虽然，东林书院几乎全面照搬了朱子的理学思想，但是却与传统的朱子理学有着不同的兴趣点。
　　（1）君子以同道为朋
　　赵南星自归家后，乡居在故乡高邑。对于朝堂之上的争斗（阁部之争），被人指为朋党，赵南星恨恨不已。以致在家中设“思党亭”。面对朋党的诽谤，他丝毫不加否定，反而认为如果有党，君子们团结一心，那么正义的力量会更加强大。
　　这种想法，不仅仅是赵南星一人的想法。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丁元荐都曾有著述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君子以同道为朋，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公党。
　　“天下公党”——以同道为朋，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和以座师、同年、同乡为联系纽带的传统的朋党是不同的，而所谓的“邪党”，恰恰是以这些封建纽带作为联系基础的，连朋党都被实施封建独裁专制的皇帝所忌惮，更何况天下公党呢？而这个天下公党发展下去，必然是公然向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要求裂权。从这个意义上，“天下公党”的思想是更加激进的思想，是为后来政党的先声。
　　（2）大兴讲学
　　讲学并非以东林为始，却以东林为盛。顾宪成等人认为：一个人闭门造车是做不好学问的，必须大家在一起，相互切磋、相互借鉴、相互补益、相互交流。东林书院代表了当时主流的观点，除东林书院外，各地都陆续建立起书院，由当地大儒讲学。张讷提出：“海内最盛四也，东林书院，江右书院，关中书院，徽州书院”，可以视为其中的翘楚。这些书院通气连枝，互教互学，渐渐形成全国性的书院网络。
　　虽然东林运动没有泰州学派那么具有革命性和斗争性，大规模的进行面向平民的讲学和启蒙，而是主要面对士林来开展讲学。但是他们并不排斥对平民的讲学，有时还主动邀请平民听讲。而且，在学习内容中也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高攀龙便主张格“一草一木之理”。这和朱子的各安其命的封建纲常思想是大异其趣的。
　　（3）对封建独裁专制的质疑
　　在前面已经提到，无论是顾宪成还是李三才，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都感到，皇帝的独裁专制，一言九鼎的地位，过于强势，多次使得东林党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一败涂地。于是纷纷对封建独裁专制的制度产生了质疑。李三才甚至还写下《君主论》，对封建独裁君主进行猛烈的抨击。
　　当然，他们也只能停留在质疑和劝诫的层面上，他们是不敢对封建专制本身提出清算的。但是，仅仅是质疑也弥足珍贵了。这也是向皇权要求分权的先声。
　　（4）加强横向联系
　　无论是结党还是讲学，东林运动十分重视横向的联系。朋友关系固然是封建道德五伦中的一条，但是相较于其他四条，这一条排在最后，而且是唯一一条横向联系。
　　朱元璋在建国时，希望建立这样的一个国家：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出身贫农朱元璋梦想着男耕女织的田园诗一般的农村小农经济支撑起这个庞大的国家。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户籍制度，兵有兵籍，匠有匠籍，自打一出生，一生的人生选择皇帝就替你做完了。连穿衣服这样的小事也有规定，不能随便僭越。
　　但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这些制度很快就不适用了。到了明末，这些制度，很多只在理论上还有作用，连皇帝都懒得管。比如穿衣服的规定，早就被打破；比如海禁，虽然名义上还起作用，却是形同虚设。
　　发达的交通和商品流通，为人们的交流往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处于经济发达地带的士人们，通过邸报、书信、交游、讲学等形式比起过往更加频繁地交流着。比起泰州学派在一村一镇进行的乌托邦实验，东林运动显然对封建统治更具威胁性。
　　这也恰恰印证了，带有资本主义属性的商人或传统地主，代表更为先进的生产力，比起下层民众更加适合对封建统治进行颠覆。当法国大革命时，革命的主力是大中小资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而农民却是封建贵族的忠实守护者。面向平民的泰州学派所作的乌托邦实验思想，还停留在原始共产主义的均贫富的层次；明末农民起义军提出的口号还是“均田免粮”（这和朱元璋的田园诗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泰州学派的韩贞、朱恕等人更是仅以“化俗”为己任。而东林运动依靠更先进的生产力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网络，并开始质疑独裁专制本身。
　　（5）东林运动的局限性
　　虽然说了一大堆东林运动的优点，但是不能回避东林运动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需要辩证的认识。东林运动仅仅是具有很少的革命因素，更多的是要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在那个时代必然会表现为维护封建统治。如何认识这种行为值得探讨。我以为，革命只有在矛盾不可调和时才为最优解。在任何时候革新都比革命破坏要小，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生产力水平，而革命则具有更大的破坏力。而在当时，革命的条件并不成熟，即使最具革命性的何心隐、李卓吾也对未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毫无概念。而他们的学说也不被社会所认可。东林运动作为中间阶层的一场运动，具有调和阶级矛盾的倾向，因此能为社会大多数所接受。在更多的民众被唤醒之前，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之前，他们能够稳定社会秩序、抵制王学流弊的武器只能是经过一定修正的程朱理学，并因此而名扬天下。
　　东林运动打着程朱理学的大旗虽然是为了革除王学流弊，但是大打封建理气人性论的牌，本身就是一种局限。东林运动虽然没有大肆宣扬封建礼教，也作出一些向下层民众示好的行为，强调实学，但是他们普遍瞧不起劳动人民，斗争时不依靠劳动人民，不面向劳动人民，这都是他们的局限造成的。
　　东林运动希望朝廷之上，由一个个君子组成清流统治集团，依靠他们的美好德行带动整个社会的澄清。君明臣贤，再造大同盛世，只能是一种幻想。也正是这样的局限性，使得他们斤斤于朝堂之上的政治斗争，所谓的三大案之类的争斗毫无意义，局限了他们的思路和眼界，不可能提出什么有效的改革方案。这样局限性也使他们面对封建势力过于软弱，缺乏革命性，最后成为俎上鱼肉。
　　2、统治阶级的反复
　　东林诸士离开历史舞台后，关于他们的争论并未结束。总的来讲，既然东林运动有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面，那么乾隆前的统治者对于他们还是比较认可的。特别是东林运动强调个人名节，是统治者最为欣赏的。崇祯二年，崇祯帝[，特加赠顾宪成为“通议大夫，吏部右侍郎”。在《赠官制书》中崇祯指出：“道尊乎统，学定乎宗，统不一则嫡系混于余分，宗不明则圣真奸于曲说。”指出顾宪成是“道明德立之儒”。可见，崇祯帝最为欣赏的，不是东林运动的进步元素，一是尊道统，即遵守封建宗法礼教，二是立明德，即讲求气节，为封建统治者愚忠效死、清正廉明。
　　一直到乾隆朝，本来对东林党印象不错的乾隆皇帝，突然跟吃错了药似的，在御题《钦定四库全书－东林列传》中完全否定东林党。他说：“有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致国破家亡。汉、宋、明，其殷监也。”“则是效也，徒成其为害。真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而已。”可见乾隆皇帝对东林之不满，在于东林讲学和党争，甚至污之为妖孽。这是很恶毒的评价。
　　究其原因，是清朝统治者在统治巩固之后，对于东林运动的进步元素不再容忍，加以彻底抹杀。清初，为了笼络汉族士大夫，无论顺治还是康熙对于讲学都十分宽容，不愿意因此激化矛盾。甚至连黄宗羲这种异端都持容忍的态度，一面派人监视，一面默许其讲学。顺治、康熙年间，讲学之风一度十分繁盛。然而，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统治者们通过资助等手段，对书院加以控制。有清一朝，书院数量远胜前朝，甚至台湾、新疆等地区都有了书院，似乎一派文化昌明的景象。实际上，绝大多数书院控制在朝廷手中，由朝廷任命山长，很多山长都是不学无术之辈，如此书院怎么能够育人。加上**等思想钳制，到了雍正朝，大兴**。到了乾隆朝，书院讲学那种追求真理、相互辩论的风气已经一扫而空。
　　之后，随着清朝由于思想控制，在政治和思想上越来越僵化，终封建社会结束，顾宪成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3、总结
　　东林党时至今日也不能算是历史故纸，围绕他的争论依旧不息，证明了东林所面临的问题在今天仍有意义，对东林运动的评价涉及到今天人们对问题的认识。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而非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不过为时代所选择，引领一时潮流而已。朱陆合流是元朝就已经出现了的，却在明朝建立百年之后，才选择由王阳明以“致良知”作为反封建的肇端，而在王阳明之前尚有陈献章和湛若水的江门心学为王阳明做铺垫，可见王阳明的“心学”不过是顺应了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潮，而被历史选择的结果。
　　同样的道理，东林运动的核心人物：顾宪成、高攀龙、李三才、赵南星等，能在历史上拥有较高的地位，正如前面分析的，不是在政治上有多大的作为，不是在思想上有多少创建，更不是他们曾经做过多大的官，而是他们顺应历史潮流，身体力行，形成东林运动，为历史所选择，绝不是偶然的。
　　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封建宗法礼教已经溃不成军，仅有的几个封建卫道士在历史上的发声，显然被历史抛弃了，没有产生影响。但是，在砸碎了旧的桎梏后，如何建立新的世界，令所有人都手足无措。比如情和理的关系，情明显已经战胜了理，但是却滑向了欲，老的统治阶级和新的资产阶级都在纵欲的奢侈糜醉的生活中失去自我，不知道前进的方向。比如新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商人显然不再是下九流，获得了弥足珍贵的社会地位和尊重。但是，封建势力的统治却依然存在，并借助手中的权力，介入商品经济产业链，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还瞎裁瞎判，极大破坏了正常的工商业秩序。我们不能指望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就跳出2000年的桎梏，提出崭新的社会思想和建国方略，提出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思想，以及三权分立、代议制等制度。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因此，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拿出手的应对方案恰恰是封建理学，但是是改良过的封建理学。
　　和那个时代普遍的思潮一样，东林运动的思想杂驳了新的元素和旧的精华与糟粕。如果与发动辛亥革命的革命者对比，会发现二者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都社会的中上层，普遍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普遍鄙视普通劳动人民，通过个人之间的关系形成整个组织的网络。如果说有什么的不同的话，那就是晚清的革命者由于有现成的学习榜样而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和建国方略，更具革命性。而东林运动没有可以借鉴的对象，他们举起的是程朱理学的大旗，也更加软弱，更像维新派，而非革命派。
　　东林运动是理学最后的烟花，东林之后，虽有李光地为之续命，但是理学还是不可挽回的衰落了。“汉学学派”全面转向训诂。东林运动虽然维护了程朱理学的正统性，却蕴含着新的元素。东林运动将思想从玄学的逃避出世之中，拉回到现实世界，为下一步清初的思想启蒙运动奠定了笃实的基础。
　　东林运动既有落后性，也有先进性，需要辩证的看待。更重要的是，东林运动是现实的需要。在那个思想纷芜的晚明，不是没有更加保守的维护封建纲常的声音，不是没有更加先进要求革命的声音，但是他们都被历史所埋没，因为这些思想不是时代需要的思想。顾宪成终其一生不过当过吏部主事，区区正五品，在学术上也甚少创建，但是却声望高著，这只是因为他的学说是时代的学说。没有顾宪成，也会有张宪成、李宪成的出现。是历史选择了顾宪成，而不是顾宪成创造了历史，但是也仅此而已。列宁同志说过：只有把手抽回来再打出去才会更加有力。在汲取了王学的革命因子和东林运动笃实有序的功夫后，思想界下一次的出击，必定会更加猛烈。但是，这一切都被混乱的时局打断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东林运动没有很好的完成自己稳定社会，为下一次出击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的历史任务。东林运动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是顾宪成们埋首于象牙之塔，不深入群众、不依靠群众；发动党争，斤斤计较于苛刻的个人品德，在上层社会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后无可奈何花落去。虽然这些要求似乎有点高，但是将顾宪成和高攀龙对比王守仁就可以看出差距。时势造英雄，可是英雄并不好当，不是人人都担当的起。面对着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封建主义势力，对这个英雄的要求可能会比对西方的英雄们要求高得多，但是，我想这不是借口。
　　东林的后生们——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确打出了非常漂亮的直拳。可惜时过境迁，随着时局的混乱，生产力又一次向谷底跌去，战乱使江南的生产力受到极大削弱。黄宗羲等人振臂一呼，却无人响应。等到江南最后的士子们故去后，思想界又一次陷入沉默。历史要再等上200年，由昔日的粉丝们来给16、17世纪，世界上最大明星来上一课。
　　五、总结
　　东林党是朋党，无法严格界定。如果仅仅将东林党界定为代表江南商人利益的朋党，那么孙承宗、赵南星等人明显不属于东林党。事实上，以东林书院为先锋的讲学和道德重整等行为更像是一场政治文化运动，我们称之东林运动。东林运动代表了明末社会中等阶层的观点和利益，具有调和阶级矛盾的倾向：希望重整社会道德，重建社会秩序，减轻封建剥削（明末的赋税看起来也许并不算沉重，但是各级官吏和组织从中贪墨和加派的数量却成倍放大了这个数字，这也是东林运动着眼于重整道德的着眼点）代表了中小地主和商人的迫切要求，在当时是具有时代进步性的，因此一呼百应，风生水起，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东林运动依靠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时代进步性，因此能够风生水起。他们的成功是历史大潮选择的结果。但是，东林运动的局限性，导致了东林运动的平庸和迅速衰败。东林运动的失败标志着在理学的思想范畴内、“体制内”的精英，没有能力发动一场社会变革，这场变革只能在理学范畴之外，更多由“体制外”的精英促成。其实，顾宪成在致仕之后，已经属于“体制外”的精英，东林书院的名声也非来自朝堂之内。但是，东林运动的精英们把过多精力集中于朝堂之上的政治斗争，强调个人道德的作用，而忽视了江湖之远的政治变革实践以及政治变革的理论探讨。他们遗憾地失败了，含恨把接力棒传了下去。作为领先者，有时是痛苦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历史就这样一点一点艰难地前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