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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卷二○○载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冬十月壬戌诏略云：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
《太平广记》卷一八四《七姓》条引《国史纂异》：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赵郡陇西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乃禁其自相婚娶。
这就是唐初闻名的禁山东士族自为婚姻事件。诏令中涉及到唐人所盛称的崔、卢、李、郑、王五姓，其中李姓有两望，崔姓亦有两望，故姓氏而言则称“七姓”，或称“五姓七家”。
故此所谓的七姓十家中的七姓是指：清河、博陵崔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陇西、赵郡李氏，而十家是七姓中最显贵的十支：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泽、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
恩怨史：
太宗皇帝李世民扫平群雄龙兴宇内，诏群臣作《氏族志》厘其等第。而群臣共议，以山东清河崔姓为天下第一。太宗盛怒，斥之再三，乃以帝姓李为第一，后姓长孙为次，而崔姓为其三。门阀之盛只此略可洞见。方当其时，门阀有五姓七宗。最为门阀冠冕，是为清河崔、博陵崔、范阳卢、荥阳郑、陇西李、赵郡李、太原王。彼此婚配，不屑他姓。其家每拥户万余，势力倾城。
唐代风气以娶到五姓女为荣，与五姓女结婚比当附马更有吸引力。唐高宗时宰相薛元超说自己富贵之极，但平生仍有三恨，一是不以进士及第，二是不娶五姓女，三是不得修国史。以堂堂宰相之尊，在政府之中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以如此显赫的地位仍然不能娶五姓女为妻，得不到高门的认同，五姓之高傲可见一斑。
唐室想下嫁公主，清河崔氏都嫌弃大唐皇室有胡人血统，并非纯种汉人，而看不起他们，拒绝迎娶大唐公主。
据《旧唐书‧杜兼传》载，文宗欲把真源及临真公主配予士族，士族却不愿为婚，文宗怒曰：“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向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新唐书‧诸公主传》亦载宣宗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与我为婚，良有以也”
士族竟敢违背皇室的联姻意愿，可知他们仍然是瞧不起当朝天子。唐代虽是李家天下，但是高门大户仍然抗拒与皇室通婚。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李渊本身有胡族血统，因此他日后虽贵天子，但仍不免受到山东士族的轻视，双方在门第上有如此差异，所以各大士族都不愿与李唐通婚。
太宗深恨山东士族对李唐皇室的轻视，为抑制山东士族地主，曾下禁令其诸子的王妃、公主的选婿，一律不与山东士族联姻。但是魏征、房玄龄、徐世绩等不理太宗禁令，千方百计与山东大族通婚，为的只是希望透过此举提高本身在政治、社会上的地位。这三人都是唐室功臣，而且深受太宗赏识，但他们仍认为与山东士族通婚是他们的光荣，这就可以见到士族集团在初唐的巨大力量。
强大的士族力量令到中央的施政受到具大的影响，政令无法贯彻执行。当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士族集团在社会之中有具大的影响力，因此当士族不予合作时，中央政府可以说是寸步难行，而政府为了令到政令可以迅速推行，就必须要对士族集团作出妥协。
但是太宗时对于高门大族的容忍力已经到了极限，“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我不解人间为何重之。。。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给。”于是他采取断然措施，命高士廉修《氏族志》一书，用来降低高门大房在社会上的力量，希望可以打破自曹魏以来的门阀政治。
在《氏族志》之中，高士廉以立功、立言、立德为评定士族高低的标准，大幅降低山东士族的排名，把李唐皇室提升到第一位，而本来天下大族之首的清河崔氏就排到较后的位置。太宗命高士廉所修的《氏族志》，明显是对当时门阀的一大反击措施，目的就是要打破高门大户垄断政府官职、社会上所享的各种特权的一种有力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