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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十月，晋豫州刺史袁真决定同时向前燕和前秦投降，这让东晋朝廷吓出了一身的冷汗：当时桓温已经将东晋的精锐部队几乎折损了一半，要是豫州刺史袁真引领前燕或者前秦的部队南下，东晋政权将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危机。为此，朝廷不得不对败军之将桓温继续委以重任，幸亏桓温对于防御作战显得胸有成竹，这才让司马昱放下了心中的大石。然而，东晋朝廷所忧心忡忡的南北大战并没有接踵而来：太和五年（公元370年）的年初，前秦对前燕发起了大规模的兼并战争，谁也无暇顾及南下攻晋了，桓温所大兴土木以防御燕军骑兵突击的广陵防线也就显得没有那么的迫切，只是可惜了那些因劳役和厉疾而亡的无辜百姓。
在前秦密锣紧鼓地部署讨伐前燕战争的同时，东晋的大司马桓温也开始把心思用于对付寿春的叛将袁真。这时，袁真手下有三员大将不愿意跟他一条黑路走到底，就开始与桓温勾勾搭搭起来。这三名大将就是梁国内史朱宪、汝南内史朱斌和车骑军事、西阳广平太守朱绰，他们都是已故建威将军、吴国内史朱腾的三个儿子。袁真因为朱宪兄弟暗中沟通桓温，就设计想把他们一起杀掉，三兄弟当中只有朱绰逃过了袁真的毒手，之后朱绰归附了桓温。
就在这个时候，建康城里面发生了一件相当令桓温气愤的事情：已经退休的原秘书监孙盛在家里写作《晋春秋》，号称直书当代之事，不知怎么的，书中的内容竟然很快就流传到了社会上，一时间洛阳纸贵，引起了极大的社会轰动，于是桓温的手下就搞到了一本并呈献到他跟前。
当桓温看到书中关于枋头战役的歪曲记载后，不禁勃然大怒，他令人将孙盛的儿子叫到广陵军中的大帐来，威胁他道：“枋头之战固然失利，但何至于象你家老爷子所写成的这样！关于这场战役你有什么不清楚的可当面问问这里的将领，如果你老爸现在的这本史书能够流传下去，那可是关乎你家满门一族的大事！”
桓温的恼火是有缘故的。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高祖为曹魏骠骑将军孙资，祖父为西晋冯翊太守孙楚。孙盛十岁时，为躲避动乱而南渡至江南。孙盛过江后便沾染了当时的玄学风气，以博学、善清谈而闻名，先后担任陶侃、庾亮、庾翼的僚佐，桓温在就任荆州刺史后继续让孙盛在自己的手下做从事中郎，后因随从桓温讨伐成汉和姚襄，以功升为长沙太守，封吴昌县侯。可是他因为早年家庭贫穷，在长沙太守的任上颇学习了殷浩的父亲殷羡捞取钱财的本领，荆州的部从事到长沙郡例行公事时察知了此事，但因敬佩他的高名而没有弹劾他。本来人家已经打算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这孙盛却没事找抽，他阴阳怪气地写信给桓温，言辞之间十分狂放，称这州里面派从事出来视察风教，一无凤鸟威严的仪态，二无鹰鹞搏击的勇猛，徘徊于湘川，将会成为百无一用的怪鸟。桓温接到来信后大为光火，又让从事重新审察。这回“纪委”一旦再出手就毫不含糊了，由于在孙盛家查出了大批赃物，于是孙盛被囚车押送到州府，桓温考虑到他的高名和曾经立下的功劳，在没收了他的赃物后并没有将他治罪，但孙盛与桓温之间的梁子就从此结下了。孙盛忿然离开桓温后，就找关系到了中央政府里面混，迁为秘书监，加给事中。在写《晋春秋》的时候，孙盛已经因年老而退休了，他的性情本来就方正严厉，这时尽管他的孩子们有的都长出白发了，但越老越顽固的孙盛对待他们却更加的严厉。
听了桓温的威胁后，孙盛的儿子孙潜和孙放急匆匆地赶回到家，两人一起伏地叩头痛哭，请求父亲为了家里的一百多口性命，将他原先所写的那些东西加以删改。孙盛明知这肯定是桓温的压力所致，但他这时的心态已经很扭曲了，他勃然大怒，拒绝做任何修改。于是，他的儿子们只好擅自删改了，孙盛对此却装作不知。其实孙盛已经在写好《晋春秋》之后，已经另外抄录了一份，寄给了燕主慕容暐，传到了燕国。
至于已经无权无势还退休在家的犟老头孙盛是如何找到能够直接抵达燕主慕容暐的路径，这又是一件相当耐人寻味的事情了，莫非他一直就与燕国方面建立了秘密通道？由此也可以解释燕国的给事黄门侍郎、司徒左长史申胤为什么会知道东晋朝廷里面的执政大臣不愿意桓温的北伐能够取得成功。后来等到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那个时候，才得以派人从辽东人那里购回了原先的那个本子，那个旧本子与后来在东晋流传的本子是有所不同的。从此，史上就有了两个版本的《晋阳秋》（本名《晋春秋》，后来为避简文帝母亲郑阿春的名讳而改名。）同时流传。
有人说，历史是帝王将相创造的，也有人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有的时候，历史却是史官所塑造出来的！
史官们的春秋笔法的传统由来已久，最接近孙盛时代的陈寿的史德就不咋地。在唐朝房玄龄等所撰写的《晋书•陈寿传》里，就收录了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三国志》中有所表现的一则传闻，说的是丁仪、丁讷在曹魏时就负有盛名，陈寿对他们的儿子们说：“若是送我千斛米，我就为令尊大人写好传记。”由于丁氏的不肖儿子们没有答应，陈寿果真就不为他们的父辈立传。另外，陈寿的父亲曾做过马谡参军，马谡兵败后被诸葛亮所杀，陈寿父亲也因牵连而受罚，加上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又轻视陈寿。因而陈寿为诸葛亮立传时，说诸葛亮军事谋略非其长处，又无临敌应变之才；说诸葛瞻只工于书法，名过其实。当时很多人因此而轻视陈寿的为人。
人非草木，刀笔吏带着个人感情下笔可以理解，不过，而刀笔吏之酷更甚于刀斧手。因此，孙盛先生在写《晋春秋》的时候，挟带些个人恩怨进去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没有来自东晋的猛料，前燕的大臣申胤怎会说出“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这样的话。孙盛老先生无疑就是不愿桓温得志的众臣之一，他既是历史的记录者，又是历史的参与者，只要有桓温任何的不得志，如果没有添油加醋的话，他至少会如实记录，至于朝臣们的“乖阻以败其事”却肯定不会揭破。
至于桓温的那一方面，作为一个很在意自己的历史定位的完美主义者，而且又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主，一看到孙盛在史书里黑他，那种暴跳如雷的冲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过，这个世界上想黑他的人可远不止孙盛老先生一个人。实际上，壮志未酬的桓温，可能就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被黑得最厉害的一个人。
英国的历史学家凯斯•詹京斯（KeithJenkins）是这样对历史定义的：“历史是一种移动的、有问题的论述。表面上，它是关于世界的一个面相——过去。它是由一群具有当下心态的工作者所创造，他们在工作中采用互相可以辨认的方式——在认识论、方法论、意识形态和实际操作上都有一定的立场，而他们的作品，一旦流传出来，便可能遭致一连串的被使用和滥用。这些使用和滥用在逻辑上是无穷的，但在实际上通常与一系列任何时刻都存在的权力基础相对应，并且沿着一种从支配一切到无关紧要的光谱，建构并散布各种历史的意义。”
美国加州大学的东亚史教授迈克尔•罗杰斯对于《晋书》这部唯一有皇帝御撰篇章的正史持深深怀疑的态度：尽管房玄龄等人是受命编修《晋书》的，可他们并非专职的史官，史学修养值得怀疑。由于他们是朝廷中最为重要的大臣，所以，是否撰述真实的历史并非他们所关心的，而借助修史劝谏却成为他们的用意所在。他们虽对朝中政事了如指掌，但因为君臣的尊卑等级，即便是开明如唐太宗这样的皇帝，他们也并不可能畅所欲言。况且自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魏征去世后，朝臣之中就再也没有像魏征这样的直言敢谏之士了，对于唐太宗敢于批评之士日少，而唐太宗的骄横之心则日盛，《晋书》的纂修恰恰在此之后。
而对于在修《晋书》时那些编写者所怀有的政治目的，台湾的学者雷家骥亦提出过类似的论述。他说，贞观二十年（646年）修《晋书》，君臣之间总是借修史来满足他们各自的目的。是年三月，唐太宗征高句丽还，六月又诏李世绩率军征漠北薛延陀，并亲往督师。铁勒诸部内附，上唐太宗以“天可汗”尊号，唐太宗甚为高兴。于是，就企图借修史来进一步强化唐朝及其自身的功业。原修五史，就是为了强化唐朝的正统性。而此时更要上溯到晋朝，“为本朝政权塑造更完美光明的理论根据”。更强调将唐朝发生的事情与晋朝类似者对比，以便寻得经验教训，“贞观君臣特富以史经世观念，他们重修《晋书》，与探究晋代兴亡之真相有关。尤其留意当时发生之事件与晋朝相类似者，俾更能从晋史中了解此类经验之得失，亦为其重要动机和目的之一”可见，对于《晋书》编撰之原因，雷家骥之论述与罗杰斯有相通之处，他们都看到了唐太宗君臣修《晋书》的背后根源，
至于一直到宋文帝时代还被皇帝亲自专门祭拜的桓大司马（《建康实录》记载，刘宋孝武帝刘骏于大明七年“纻十一月丙子，小舍行所，登白山，使祭晋大司马桓温、毛璩等墓，置守冢三十户。”），到了唐代，却一跃而成为了与王敦平起平坐的东晋两大叛逆了，真差不多遂了桓温曾经意淫过的遗臭万年的心愿了。要知道，南朝的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就是靠平桓温的儿子桓玄之乱而起家的，他们两家本来是世仇，宋文帝亲自去祭拜桓温，代表了在当时的那个时代里面，桓温的个人声誉还是相当的高。桓温后来被黑不能说是历史的误会，究其原因，《晋书》的编辑们的直属领导曾经就是一帮乱臣贼子，凡是乱臣贼子得了天下，最怕的就是后面的人学做乱臣贼子，于是，他们就要对前朝的乱臣贼子甚至只是有点不臣行为的人物进行大肆的丑化。因此，晋书里面关于桓温的记载都只是唐朝的史官们秉承着他们主子的政治旨意刻意而为之的一项伟大的文化系统工程的一小部分，不过，这种明显带有春秋笔法的记载往往就会导致了其后的人们在不辨真伪情况下左右的他们的思维。
以枋头之战为例，更接近桓温时代的《世说新语•豪爽第十三》里描写桓石虔“从征枋头。车骑冲没陈，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谓曰：‘汝叔落贼，汝知不？’石虔闻之，气甚奋，命朱辟为副，策马于万众中，莫有抗者，遂致冲还，三军叹服。河朔后以其名断疟。”桓石虔扬威河朔的一战当发生在襄邑战役的时候，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桓温军队哪怕是最终失败了，也不会输得象《晋书》上所描绘的那样凄惨，况且慕容垂所带领的追军都是清一水的骑兵，东晋军队要是被彻底击溃的话，根本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就算偶尔能跑掉一小部分，又如何能够继续抵抗前秦那两万生力军的下一轮攻击呢？但是，《晋书》却是把桓石虔扬威河朔的一战安排到了桓温第一次北伐前秦的永和十年（公元354年）时候，足足提前了15年。考察永和十年的那个时候，桓石虔的父亲桓豁才34岁，桓石虔的五叔桓冲才26岁，就算在桓豁20岁的时候生下桓石虔，那么当时的桓石虔也不过就是14岁，以这样的年纪能够在真实的战场上大发神威，也就只能在演义小说当中意淫一下。此外，如果桓石虔真的是在14岁左右就这么猛的话，那么在其后的那十几年里为什么又会一直默默无闻，而要再过15年后才能重现出现在历史的记载中呢？因此，作为那些史官们的难处就是，如果不把桓石虔的英勇事迹往前推的话，也就无法进一步把桓温的枋头兵败写得悲惨万状了。要不是桓温在第二次北伐的时候迅速地把姚襄的羌族军队击溃，那么，前人记载的桓石虔的英勇故事甚至可以被《晋书》的编辑们安排在剧本的这一段，因为至少这时在他的年龄上勉强显得没有那么的不合情理。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晋书•桓温传》里面有一段关于桓温领军灭成汉的记载：“（李）势于是悉众与温战于笮桥，参军龚护战没，众惧欲退，而鼓吏误鸣进鼓，于是攻之，（李）势众大溃。”在这段记载里面，非常含糊地点出“众惧欲退”，这个“众”是指谁？包不包括桓温呢？“欲退”是用行动还是用语言来表达呢？到底桓温有没有发出退兵的命令呢？至于“鼓吏误鸣进鼓”就更属无稽，古代军队里面负责击前进鼔的鼓吏和击收兵钲的钲吏都是分别由专人负责的，况且桓温治兵以严格著称，怎么可能发生“鼓吏误鸣进鼓”这种低级错误呢？如果真的是发生了这种错误的话，到底是由谁揭露出来的呢？然而，在《晋书•袁乔传》里，对笮桥之战的过程倒是交待得比较详细的，却完全找不到关于“鼓吏误鸣进鼓”的这种近乎天方夜谭的说法。这就说明了在写《桓温传》的时候，史官是有意用春秋笔法来抹黑桓温，要让读者自己从中得出了桓温的冒险之所以能够成功，完全是因为“鼓吏误鸣进鼓”的结论，顺带还表达一下桓温治军不严的意思。
由此可见，古代的史官一旦YY起来，与当今那些写玄幻和穿越的作者相比也是不遑多让的。孙盛老先生要是在九泉之下能够知道《晋书》的史官们能够如此再接再厉、不计报酬地完成他的未竟事业，也当含笑九泉了。历史的真相从来都只是冰山所露出水面的一角，多少真正的秘密就在孙盛以及后继者的快意书写当中被悄然埋没，而貌似客观的春秋笔法，则早已把后人带入了迷途。这当真是：桓公故渎今犹在，不见当年巨野泽。
吐槽完史官后让我们重新穿越回东晋时代。话说当年桓温因为孙盛的《晋春秋》事件而大动肝火后，他身边的“髯参军”郗超不得不跟他说悄悄话了，只见他习惯性地捻着自己的长须对桓温说：“明公，这孙老头和您有过节，在写书的时候不秉笔直书，这固然是人之常情，但他在自己的家里闭门写书，为什么在朝中却有这么多人知道他书中的内容呢？这一定内有蹊跷！”
桓温恍然到：“是呀！看来本公被气糊涂了，一直没有往这里面想，嘉宾，你倒是把你的想法说出来看看。”
郗超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继续说道：“明公，我看这本歪书迟不披露，早不披露，偏偏在这个时候披露出来，可是很有深意的呢？”
桓温细细地想了一会后缓缓说道：“当初我率军南撤后，朝廷上下一直也没有对老夫的北伐提出什么异议，但似乎最近谈论这件事情的人却突然多起来，这当真有点令人奇怪。”
郗超道：“这其实很好理解的，当我们从枋头一路撤退回来之后，朝廷担心燕军趁势南下，又怕我军抵挡不住，因此有了同仇敌忾之心，也就没人有心思去非议和追究我们的北伐行动了。至于现在，燕、秦两国正打得不亦乐乎，也就再也没有余暇顾及我朝了。一旦外敌的威胁变得没有那么的迫切，朝中自然也就有人想兴风作浪了。”
桓温道：“嘉宾，你的意思是有人故意把那老孙头所写的东西透露出来？”
郗超颔首道：“这孙盛本来在自己家里闭门写书，是要歪曲给后人看的。既然他在书中对明公有所臧否，他就算自己不怕死的话，难道还不怕连累到家人。因此，把这本书传出来的，恐怕是另有其人。”
桓温道：“如果不是孙盛，那又会是谁呢？他这样做的目的难道不就是要打击我的威望吗？可恨的是那帮子朝中大臣们的态度，当我出征的时候他们夹道欢送，而当我一旦落败，他们就幸灾乐祸、不辨真假的跟着起哄。不行，我一定要找到他们幕后的首脑，一定要把他们的嚣张气焰给打下去”
郗超道：“一时之间要找到这幕后的主谋相当的不易，不过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袁真说不定会知道其中的一些内幕。”
桓温道：“有道理，也许他们还要让世人同情袁真的谋逆，来进一步打击我的声望。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先把袁真给拿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