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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春夏之交的羑里城,给人的感觉是和谐、安宁和静谧。
站在羑里城那片蓍草旁边向四周望去,近处有树,有草,有殿堂,有亭子;远处有庄稼,有村舍,有一望无际的绿和点点碎碎的红。这里像中国的任何一处田野一样平静、安宁。
没有人能够想到,平静、安宁的羑里城与炮火连天的伊拉克战争之间会有什么关系。
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的伊拉克战争,让有心人的视线再次投向了中国的《周易》,投向了羑里城。
原因要从《孙子兵法》说起。中国古代著名军事思想家孙子的兵法,深刻地影响着伊拉克战场上美英战地指挥官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据分析家说,孙子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贯穿在伊拉克战争的整体战略构想之中。
比如美国的“斩首行动”,也即《孙子兵法》的“擒贼擒王”,目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将领麦克尼利说:“盟军指挥官使用的正是这种办法。”
麦克尼利说,美英盟军向北挺进,间或有选择地争夺一些重镇,这也反映了孙子避开城镇、快速挺进的思想。
《孙子兵法》中随处都有《周易》的影子。
“擒贼擒王”在《孙子兵法》中的解语是:“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也。”“龙战于野,其道穷也”就出自《周易》。
《孙子兵法》里的很多计策,都能在《周易》卦象里找到对应,比如“浑水摸鱼”“釜底抽薪”“金蝉脱壳”“关门捉贼”等等。
事实上,在军事方面的影响还只是《周易》巨大影响中的一个方面。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周易》就对中国甚至世界的哲学、历史、音乐、自然科学等产生了深刻影响。
17世纪德国数学界有一个重大的发明,就是德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大代数与微积分的发明者莱布尼茨的二进制发明。
有趣的是,虽然莱布尼茨在1666年发明了二进制,但由于在当时没有实用意义,他一直不敢把二进制公布于世。1698年,他在与赴华教士闵明我、白晋的通信中知道了中国的《周易》和八卦图。莱布尼茨将《周易》的八卦图和自己的二进制进行比较后,惊异地发现,《周易》六十四卦在思想与数学表达方式方面与自己的二进制竟是惊人一致。
他认为,如果以阳爻代表1,以阴爻代表0,那么《周易》六十四卦图就是从0到64的二进制连续排列,而六十四卦图完全可以按二进制算术方法排列成“0”和“1”,转换成计算机语言。
他的观点在后来得到了证实。当计算机诞生以后,当我们今天普遍把计算机摆在案头的时候,你可能不太明白,它的理论依据与《周易》存在着亲缘关系。
莱布尼茨意想不到自己费心劳力的发明,在《周易》六十四卦图中早就有所表达。激动、兴奋和敬佩之余,他对于东方古国的崇拜也油然而生。遂写信给当时的中国皇帝康熙,要求成为中国公民,并在法兰克福创立了一所中国学院(该学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毁)。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维先生说,《周易》的内容包罗万象。数学方面的二进制、十进制、勾股定理、概率论、二项式定理等,物理学方面如宇称不守恒定律、测不准定律、相对论、原子学说、电子理论、夸克理论等都可从《周易》中找到支点。而被称为现代化学之源的炼金术(炼丹术),在中国更是依靠《周易》的阴阳学说才得以发展的。而当今电脑上的“知识资讯处理”(KIP),与《周易》八卦的安排在观念上有相似之处。
今天的人们都非常关心生态问题,比如这里的环境污染了,那里的水土流失了。人们普遍要求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实际上这与《周易》的“天人合一、物我一体”观念非常接近。人类走了几千年,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起点。
所含智慧倾倒中外
2003年的这个炎热夏季,我们再次走进羑里城。在孕育了《周易》的这片古老土地上行走,我们随时随地都能遇到先哲们行色匆匆、上下求索的身影—
比如孔子。《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在《论语》中,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对于孔子来说,《周易》是道德伦理学的源泉。据说,孔子作了《易传》,对于《周易》进行解读,把它提升到了哲学高度,使《周易》摆脱了仅仅停留在占筮之术的解释上。由此,对于《周易》的解读至少开始走上了两条道路—“象数派”和“义理派”。
还有老子。《周易》的“荷天之衢”成为老子本体“道”的最初原型,老子思辨体系中的一体性、对偶性、渗透性、转化性等思想都与《周易》有关。
东晋僧人慧远把佛教教义与《周易》相融合,南北朝时,谈佛谈易成为帝王士大夫的时尚。到唐代,佛教发展到鼎盛阶段,宗派林立。有些佛教宗派把本宗教义与《周易》挂钩,进而形成了颇有影响的华严宗、禅宗。
晋、唐、宋、明、清各代,士大夫们纷纷求助于《周易》,从《周易》中汲取智慧,并形成自己关于宇宙、人生的学问。
帝王们除了像士大夫一样从《易经》中汲取智慧外,连朝代名称及年号也求助于《周易》。如元世祖忽必烈采纳汉族大臣刘秉忠的建议改国号为“元”时,他的依据就是《周易》中的“大哉乾元”。又如明朝的“明”字取自《周易》中“大明终始”之义。
除了朝代的命名,我国古代以及日本、朝鲜、越南等的帝王们还普遍采用《周易》中的字词作为年号。西晋皇帝司马炎在公元275年取年号为“咸宁”,这取自《周易》的“首出庶物,万国咸宁”。隋炀帝杨广在公元605年取年号为“大业”,则来自《周易》的“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唐朝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公元627年取年号为“贞观”,“贞观之治”流芳千古。“贞观”两字取自《周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天地之道,也就是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发展是有其一定的客观规律的,其实质含义就是指示人们按照社会自然发展规律去做。
唐高宗李治在公元670年取年号为“咸亨”,“咸亨”取自《周易》的《坤·彖》:“含弘广大,晶物咸亨。”这里的“咸”是皆、都、感受之意,“亨”是美的意思,连起来就是“皆美”、“都是美好的”。
岛国日本在近代走向富强,肇始于明治维新运动。而“明治”这一年号取自《周易》的《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响向明而治。”在明治期间,日本全国上下掀起了学习《周易》的高潮,甚至提出“不知《易》者,不能入阁”的组阁原则。
此外,日本的年号“大正”取自《周易》的《无妄·彖》:“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昭和”年号,则取自中国的《书经·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相对日本,韩国对《周易》的重视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上个世纪,他们按照中国的八卦图设计了自己的国旗图案。而于1988年9月在韩国汉城召开的第24届奥运会,其会徽的核心就是中国的太极图。
新加坡人也非常喜欢《周易》,该国空军飞机上的徽标就是一个太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