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的得失

　　刘备投奔刘表后，刘表待以上宾之礼，增其兵力，使屯新野，屏护荆州北境，一如此前之接纳张绣。其间，“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1)。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刘备建议刘表趁曹操远出之机进袭许昌，刘表不能用。在荆州，刘备度过了他一生中相对平静却最无所作为的几年。《九州春秋》的作者司马彪曾着墨描绘过刘备坐看“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的英雄悲怀。他确实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在荆州风云将起的前夕，刘备遇上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助手。这个人躬耕陇畝，读书养气。他读书“独观其大略”，静看天下风云；每晨昏从容，常抱膝吟啸。这个人自负雄才，“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但只有他的好朋友崔州平和徐庶相信他确实有治国平天下的才能。
　　经由徐庶的推荐，刘备三顾茅庐，留下一段风云际会君臣契合的千古佳话，也留下一篇在后世广为人知的对策。(2)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隆中对》堪称后世最广为人知的对策；也是在后世引发讨论最多的对策。不管《隆中对》里的构想是否作为持之以恒的指导方针，后世习惯于拿《隆中对》的内容与蜀汉的历史相比照，掂量其间的得失。在比照中，有两点尤显突出。一是对策中的内容部分地被后来的历史所应验，显示了“惊人的预见性”；二是对策中所提出的复兴汉室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诸葛亮为这一事业鞠躬尽瘁，最终遗恨渭滨，令人扼腕叹息。
　　宋代大儒朱熹“尝欲写出萧何韩信初见高祖时一段，邓禹初见光武时一段，武侯初见先主时一段，将这数段语及王朴平边策编为一卷”(3)，让学生研讨历史的兴亡与得失。“武侯初见先主”而有《隆中对》。《隆中对》却是上述诸对策中唯一最终目标没有实现的对策。《隆中对》得失研讨的价值却超过其他对策。唯其阶段性目标曾一度实现，其间必然有得；亦唯最终目标未能完成，其间必然有失。至于得失之间如何斟酌，正如同面对历史本身，令人充满困惑又充满魅力。正因为如此，关于《隆中对》得失的研讨，对于战略思维的启迪大有裨益。
　　本章仅就这个文本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的得失，做一检讨；无可回避地，对评价《隆中对》得失的主要观点的得失，做一评述。(4)
　　千古以来，对《隆中对》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褒之者赞之为高明的战策，贬之者则谓之有“内在的缺陷”。褒奖《隆中对》的人，主要是看到诸葛亮在对策时准确地预言了未来的趋势。虽然诸葛亮是在时隔整整二十年后的《出师表》中才提到“今天下三分”，而在隆中对策时只字未提“三分”之类的字眼，但在对策中，诸葛亮分析了北方的曹操集团，断言“此诚不可与争锋”；分析了江东的孙权集团，指出“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剩下的就是刘备集团应该去争取实现的“跨有荆益”。这样，在汉末的政治地图上，三足鼎立的态势似已隐然成形。此后的局势也基本上是朝着这个图景演进。因此，后世以诸葛亮的这段分析称誉他对当时天下大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对形势的判断符合实际情况，这种称誉尚属允当。
　　至若有论者见后来三国鼎立，而赞誉诸葛亮未出隆中即已预见天下三分，似乎后来三个政权的鼎立，早在诸葛亮的预见之中，这却是不当的称誉。三国鼎立只是复兴汉室的事业未能完成而留下的一个结果，而不是隆中对策时的目标。这涉及严肃的政治名分问题。即使是在二十年后，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提到“今天下三分”，下文说到蜀汉政权的现状时，也是说“益州疲弊”，称“益州”而不是称“汉”，更不是称“蜀汉”。诸葛亮这样表述是将蜀汉政权当前的统治区域置于大汉帝国天下十三州的完整框架之中。这意味着，蜀汉的统治虽仅及益州一州，天下尚未一统，但这只是一种临时状态。那么，诸葛亮所说的“今天下三分”，只是对当时三种政治势力分据天下这样一种政治现状的描述，而不是指三个政权并立。三国鼎立是一种历史表述，“天下三分”则是一种政治表述；一如“蜀汉”是一种历史表述，“汉”才是那个政权的称号。从政治上讲，二者不能相混。(5)诸葛亮上《出师表》是在建兴五年（227年），其时，诸葛亮并不面临政治名分上的困扰。蜀汉以“汉贼不两立”之故，对曹魏当然不承认，孙权当时还没有称帝。因此，并不存在三个政权并立的问题。蜀汉面临政治名分上的尴尬，是在孙权称帝之后。孙权称帝，“以并尊二帝来告”，并以共订盟约来巩固联盟。孙刘双方为“求掎角之援”，都需要这个联盟；但孙权还企望以蜀汉对他帝位的承认来增强其合法性。蜀汉内部为此曾有过争议。诸葛亮也认为孙权称帝确属“僭逆”，但出于“应权通变”，对孙权“略其釁情”，最后裁示，“权僭之罪，未宜明也”(6)。这意味着，他对孙权称帝实际上不承认，但为了维持联盟而不公开否认。因此，若以后来三国鼎立的既成事实，而回溯到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的形势分析，以此来赞誉诸葛亮的先见之明，可以说是完全曲解了诸葛亮的政治抱负。
　　如果说褒奖《隆中对》的人主要是看到了刘备集团前半截的历史，那么，批评《隆中对》的人则主要是看到了刘备集团后半截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