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上海亲友

　　我们家在上海的亲友不少，从1941年夏到1943年夏，我在上海上初中的两年中，大哥和三哥在节假日，经常带我去串门，有的关系好的，我们去了以后，比较热情，留我们吃饭，我们去的次数就比较多；有的关系一般，不那么热情，我们去过一次，以后就不去了。已记不清去过多少家，有3家印象比较深：
　　一个是邱家兄弟。记得在一个星期天，三哥说要带我去看望和我们家同一个村子的亲戚，按辈分是我们的表叔。1938年，他们的父亲在家乡闹土匪时，被土匪用火烤伤，不久病故，当时我见过他们弟兄俩。后来，他们怕土匪骚扰，就到上海打工，已经几年不见，所以，我很想看看他们生活得怎么样。
　　从三哥工作的江西路外滩出发，到南市区，经过左拐右拐的许多小巷子，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在一个小巷子里的石库门房子里找到邱家。他们家只住了二楼一间房子。当时，邱家兄弟都不在家，接待我们的是邱家大哥的老婆，我们叫她‘大娘娘’。她和三哥谈了一些家长话，问我什么时候到上海的，说在乡下见过我，几年不见，长高了。
　　她说，到上海几年了，虽然两兄弟都有工作，但收入少，只能勉强糊口，所以，住的条件比较差，一家四口只住了一个房间，老二已成家，住在别的地方。我见房间里放了两张大床，当中用布帘隔开，一边是老两口的床，一边是两个孩子的床，还有两张桌子，一张是书桌兼饭桌，一张是放做饭用的煤气炉和锅碗瓢盆，还有一个衣柜，零星杂物摆满房间，看来他们家生活不富裕。谈了一会，大娘娘说要为我们做饭，三哥借故推辞了。
　　回来时走到南市东门附近一家小饭店，三哥请我吃了饭，点了几个菜，其中有一个叫‘烧划水’，伙计端上来一看，原来是红烧鱼尾巴。当时我想，上海商人真会做生意，鱼尾巴叫划水，不知鱼头叫什么？后来，我问伙计，他说有红烧头尾和沙锅鱼头。
　　还有一个是陈德宽家。陈德宽家住在BJ西路附近一个弄堂里，自己有一座石库门房子，从前门进去是一天井，左面有一间厢房，走过天井是会客室，后面是厨房，二楼正屋是卧室，三楼是阁楼，后面是晒台。在上海的亲友中，有房产的，只有他一家。听说他做小生意起家，后来积累了资金开了一家商店，有了钱后买了一座房子，当时在上海是很不容易的事。
　　大哥带我去的那一天，是他家办寿辰，摆了几桌酒席请亲朋好友，大哥是带了寿礼去的。大哥要我叫他舅舅，叫他老婆舅母。见面后，大哥介绍说我是四弟，他们说我长大了，可能我很小时候，他们见过我。自从母亲去世后，我就没有去亲戚家串过门，所以，我除了叫一声舅舅舅母外，也不懂应酬，不知道说什么好。在他家吃了一顿丰盛的酒席，也是第一次吃酒席。
　　后来，1946年，我在中国实业银行工作期间，又曾去过他家，记得还同他家儿子一起在他家亭子间住了一个晚上。1948年，听说大哥曾租借他家亭子间当宿舍。之后，我因上夜校，没有时间玩，就没有再去过。后来，听说他做投机买卖失败，开的店也关了门。
　　最后一个是许家兄弟。许心钊、许心泉兄弟俩是我们父亲的大姑妈的孙子，是我们的表兄。1937年，我和姐姐在镇上读小学时，在他们家代饭，是他们的母亲为我们做饭，当时，他们已去上海打工，所以，没有见过面。
　　去许家是大哥带我去的，他家住在沪西麦根路附近一条街道的弄堂里，也是石库门楼房，进大门是一个天井，天井右面是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正屋，也就是他们家租的房子。房间内放了一张双人床，一张吃饭并打麻将用的方桌，一张大立柜，一张梳桩台，几张椅子，活动的空间就很小了，在双人床上面，还做了一个阁楼，放衣箱等杂物，还放了一副行李，可以睡一个人。
　　大哥带我去的那一天，表兄许心钊不在家，表嫂在家正同几位邻居打麻将。我第一次见到表嫂，只见她身材瘦弱，瓜子脸，皮肤白净，薄施脂粉，穿着入时，是上海少奶奶打扮，还抽香烟。她看到我们后，马上站起来打招呼，大哥向她介绍说：“这是四弟！”她笑着说：“喔！是四少爷啊！”我就叫了一声：“嫂子！”他高兴地答应说：“哎！”就叫大哥代她打牌，自己离开牌桌，为我们倒了茶水，叫我坐在床边，不断地问长问短，我就一一作了回答。我除了在乡下与大嫂相处外，还没有同其他年轻妇女有过交往，因此，显得很腼腆，有时脸色发红，局促不安，她感到很可笑，说：“四少爷有点像姑娘、会害羞！”这时，打牌的几位大嫂大姐也都笑起来。有一位穿着时髦的少妇，看了我两眼，操着上海话，笑着说：“格小阿弟格皮肤尬白，嘴巴尬小，尬文雅，真象个囡唔，勿会是女扮男装吧！”说得大家又笑起来。我本来胆小怕羞，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被取笑过，一时更加面红耳赤，不好意思。
　　表嫂一面拿了一些瓜子糖果给我吃，一面为我解围说：“大家不要吃四少爷的豆腐啦！”对我说：“你坐在大哥后面，看他打牌，我去做饭，一会儿在这里吃饭!”后来，大哥打完四圈牌，表嫂也做好饭，吃完饭，我才回校。之后，在上海两年我都没有再去过，因为怕人家取笑我。
　　我第一次见到表兄许心钊，是在他开的运输行里，地址在爱多亚路靠近外滩附近一条弄堂里。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三哥带我去时，他正在忙着，打了个招呼，就干事去了。表兄中等身材，有点发福，显得头大身粗，红光满面，满脸油光光的，象个老板样子。直到中午吃饭时，八个人一桌，伙食质量还不错，他来吃饭时，问了我一些情况，也没有说什么。
　　听说，他到上海开始打工，后来跑运输，自己开运输行，生意越做越大，挣了不少钱，在南京、蚌埠开了分行。他有了钱以后，就搞女人，在南京、蚌埠都租了房子，包养了一个小老婆，还生了儿子。后来，1943年夏到1946年春，我到苏州上学，住在三姨娘家，曾见他隔几个月就带一个打扮时髦的年轻女人，到三姨娘家住宿，但都不是小老婆。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女人？
　　后来，听说他因为表嫂结婚多年，没有生育，在外面有了小老婆后，就借口工作忙，很少回家，虽然给表嫂家用钱不少，但感情日益疏远，因此，表嫂很苦闷。1946年春到1949年秋，我在上海中国实业银行工作期间，曾在节假日，多次去表嫂家，很少见到表哥。表嫂曾把她的妹妹、弟弟从乡下接到上海来陪伴她。当时，她妹妹二十多岁，会做一手家乡菜，特别是红烧狮子头，非常好吃，所以，我每次去表嫂家，都很解馋，能吃上不花钱的好饭。1948年，她妹妹嫁给了三哥在正明银行的同事的儿子。
　　1953年，我在南京总高级步校工作时，曾回上海探亲，听说表兄因犯法被劳改，表嫂生活一落千丈，靠糊纸盒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我曾买了两条香烟去看望她，她家里已很穷困，见到我后，她很高兴，说我当解放军好。之后，听说表嫂在一次运动中，为什么事想不开，上吊自杀了。表兄在一个农场劳改，刑满释放后，自愿留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