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小学生活

　　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经过一年多的准备，1940年3月，在南京正式成立伪政权，帮助日本人统治占领地区，把国民党的旗帜上加上一条‘和平反共建国’的黄飘带，并将投降日本的国民党军队，编为‘和平军’。这时，因我们镇子是交通枢纽，有沪宁公路，大运河通过，镇上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中队，还有穿便衣的侦缉队。
　　1939年秋，学校复课。我入学后，读高小一年级，即五年级[当时小学分两部，初小四年，高小二年]，一直读了两年，1941年夏，高小毕业。
　　在我们村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每天去镇上上学。从老宅家里出发，沿大运河东面大路，到达沪宁公路，再往西，经过运河上的大洋桥，下了公路，向北走约一公里，就到了学校。这时大洋桥的两头，都有日本鬼子修的碉堡，并有鬼子兵站岗守卫，对过往行人都要检查，而且行人都要向鬼子兵鞠躬，还要喊‘太君好！’。我曾经看到，有的乡下人挑了担子，经过大洋桥，没有向鬼子兵鞠躬，被鬼子兵打耳光，罚跪，还有人被鬼子兵用枪托打得混身是血。
　　我开始上学，不敢走大洋桥，都是翻过公路，沿大运河走一公里多路，往西经过大运河上一座老石拱桥，再往南走一公里多路，也可到达学校。这条路要多走三、四公里，但我宁愿多走路，也不愿走大洋桥，向鬼子兵行礼。
　　后来，鬼子兵态度有些变化，打骂老百姓的时候少了，特别对小孩还算友好。记得有一次，我上了公路，准备继续往前走，翻过公路，忽然大洋桥上的鬼子兵向我招手，叫我过去，开始我很害怕不敢过去，后来，见鬼子兵没有恶意，就壮了胆子走了过去，因怕鬼子兵打人，就鞠了个躬，听鬼子兵说：“小孩的！你的上学的有？”我说：“是”。一个鬼子兵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黑黑的日本糖，送给我，说：“小孩的！你的米西米西的！”我拿了糖，就从桥上走了过去。桥西头的鬼子兵，可能看到了东头鬼子兵的情况，就没有过问，让我走过去，也没有叫我鞠躬。
　　从此，我去上学就不再走远路，而从大洋桥上走过，也不向鬼子兵鞠躬了。当时，我们乡下没有共产党、新四军活动，镇上的鬼子兵也没有再下过乡。镇上穿便衣的侦缉队，则经常背着盒子枪下乡，听说这些人干的坏事比较多，如白吃白喝，敲诈勒索，欺压农民。有一个侦缉队长，利用权势，在几个村子里，强迫漂亮女人同他姘居，夜里来，早上走，周围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同学中的多数，都住在镇上，其中有几个是‘小开’，其父亲是开店的老板。同班同学有一个米行‘小开’，一个酱园‘小开’，因为他们有钱，常买一些零食请同学吃，但是，他们的学习成绩都不好，到考试时，有求于我们这些学习成绩好但家里比较穷的同学，因此，同我的关系比较好。记得他们曾多次邀请我去他们家里玩。
　　米行小开家是前店后家，当时，买卖粮食，都用合、升、斗、石计量。小开告诉我，量米时名堂很多，不但有大斗进，小斗出的手法，在使用量具时，还可以做手脚，如使米能竖起来，用刮器时手法轻重、深浅等，都可以多挣钱。他还在店里做给我看，使我大开眼界。他要我以后来买米时找他，就可以不吃亏。
　　酱园小开常带我去他家酱园里玩，前面是店，后面作坊很大，放满各类大小不等的腌有各种酱菜的缸，作坊里苍蝇很多，做酱发酵的黄豆或面粉缸里爬满了蛆虫，当时没有卫生知识，看了也有点恶心。作坊里有几大缸饴糖，即麦芽糖，小开用大勺子舀出来给我喝，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多的糖，结果回家就拉肚子。
　　还有一位女同学，个子比我高一点，瘦瘦的身材，瓜子脸，长得很清秀，讲话轻声细气，长相很可爱。开始我们并不讲话，后来放学时，发现她住在大运河东面的一个村子里，与我同路，就慢慢地熟悉起来，经过交谈，知道她父母已亡故，当时住在亲戚家里，于是有了同病相怜之感。之后，我每天上学时，都绕一段弯路，到她住的村子里，在她家门口叫她的名字，她就很快跑出来，和我一起上学。她家里知道后，也挺高兴，有个同伴，经过鬼子兵岗哨，就放心了。有时，我去叫她，她会给我一块饼或点心，以表示感谢。直到小学毕业，才各奔东西。
　　在校两年，有时放学早一些，常与三、五个男同学，一起外出游玩，记得曾沿着大运河大堤，往南走到与长江汇合处，看宽阔的长江；春天到麦子地里去偷摘嫩豌豆吃；夏天到桑树林去，爬到树上采桑葚吃，吃得手和嘴都发紫，洗都洗不掉。
　　每个星期一的早晨，全校要集合开周会，开始时，要向国父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并背诵《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然后，校长讲评上一周校内发生的情况，表扬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大会结束，要唱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建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先锋，~~”。
　　每次上课，全体学生都要起立，向先生行礼，高喊：“先生好！”上课老师回答：“同学们好！”，“坐下！”，才开始讲课。
　　每天下午放学前，每个班级都要留下几个学生，打扫教室，其余同学排队唱歌：“夕阳西下，要回家去，先生朋友，大家暂分手，明早会，好朋友，明早会，好朋友。”，然后，由老师带领，走出校门。
　　我在校学习两年，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当时采用百分制，我的各门功课都是九十多分。我努力学习是为了能考上中学、大学，将来多挣钱，改变家中贫困状况。那时，哥哥们都在外当学徒，因学历低，挣钱少，他们都鼓励我好好学习，将来可以帮助我上中学、大学。
　　记得我的作文成绩最好，当时，每个星期都要写一篇作文，我的作文本上，最高分是99分，每一篇作文后面，都有老师用红笔写的夸奖性的批语。国文老师经常拿我的作文，在班上朗读，夸奖哪些地方写得好，要同学们向我学习。
　　在班上，我的毛笔字也是写得好的一个，这可能同我在私塾临了一年字帖有关，在教室后墙的学习栏上，经常有我写的字展出。我的大字本上，老师用红笔打圆圈的字，也比较多。
　　1941年夏，我高小毕业，学习成绩名列第二，成绩报告单上，各门成绩都是九十几分，还发了毕业证书。1941年8月，我到上海去上中学，大哥、三哥看了我的成绩报告单，都很高兴。记得大哥还送给我一支派克笔，以示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