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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束晳传》里说:“《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据杜预（222年－285年，西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春秋左传集解后序》也说:“始讫，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见之，所记大凡七十五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
《晋书·束晳传》里称之为“易经”，而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里称“周易”。故《晋书·束晳传》里称的“易经”，不是来自汲冢书的名字，而是晋人或唐朝时修史者的称法。《晋书》里说的汲冢竹书里的《周易》，与“《周易》上下经同”，杜预也说“《周易》上下篇，于今正同”。那么，汲冢竹书《周易》就是今本《周易》文本了吗？不一定。《晋书》接着说“《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从“易繇阴阳卦”可推测，这是与《周易》不同的卜筮之书。晋代王隐（约317年前后在世）所撰《束晳传》说，汲冢书中“有《易卦》，似《连山》、《归藏》”，这是指《易繇阴阳卦》似《连山》、《归藏》。这说法正确，所谓“与《周易》略同”，是指六十四卦画符号及名称与《周易》同；所谓“繇辞则异”则是指卜辞内容与《周易》不同。这正是吻合《周礼·春官》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别皆六十有四”的说法。
而今考古上发现王家台秦简《归藏》，也正是与《周易》里的符号、名称则同，而文辞则异。所以晋人所见到汲冢竹书《周易》，而说与当时的《周易》（即今本《周易》）同，根本不涉及是什么爻称的内容。而晋人所看到汲冢竹书里的类如《归藏》的卜筮书，不也认为“与《周易》略同”吗？又如《周易》一书在先秦是不分篇的，《晋书》里说的“二篇”，及杜预说的“上下篇”，这都是汉一降所形成的观念说法而已。即使汲冢竹书《周易》不是“九·六”为爻题，也会认为与当时的《周易》同。我们认为汲冢竹书《周易》是否已是今本《周易》，单从《晋书》与所见竹书的晋人那些说法，是无法认定的。不过从汲冢竹书里的其他内容可以旁证魏襄王时的《周易》，是否是今本《周易》。
《晋书》说《师春》是“书《左传》诸卜、筮”，是描述和解释《左传》中的龟卜与筮卜的。“‘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杜预也说：“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这说明了什么呢？这是否说明魏襄王时期，流行的是如《左传》里的那些卜筮方法。但《晋书》里记“《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的“左传”称法，也不是从竹书上看到的有此名称，而是修史者的说法。本身魏襄王时期里的竹简更不会出现“左传”这种称法。这是所见汲冢竹书者认为《师春》里记述的卜、筮内容，是与当时传世的《左传》一书里的卜、筮内容相同。正如杜预说的：“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而杜预又称“左氏传”。所以无论称“左传”或“左氏传”，都不是来自汲冢竹书。以及《晋书》里说的“《易繇·阴阳卦》二篇”，也是后出出的说法，不是来自汲冢竹书里的名称。虽然《师春》里疏解的卜、筮内容，与《左传》里的卜，筮内容同。但同样不能以此证明《左传》一书在魏襄王时期已经流传于世了。因《师春》早佚不传，同样也不能认定是《师春》抄录《左传》一书里的卜、筮例子，还是《左传》作者通过战国后期的如《师春》这种卜筮辑录编进春秋史里，以假托所言中的‘神示天机’。而汲冢竹书里的《穆天子传》卷5有一筮例，这是汲冢书所留下的唯一筮例：“丙辰，天子南游于黄囗室之丘，以观夏后启之所居。乃囗于启室。天子筮猎萍泽，其卦遇《讼》，逢公占之，曰：‘《讼》之繇，薮泽苍苍，其中囗，宜其正公。戎事则从，祭祀则喜，畋猎则获。’”
这一卜筮例，是类如《归藏》筮书的卜筮例子。既不是以春秋《周易》文本筮之的筮例，也不是以今本《周易》筮之的筮例。
无论从汲冢竹书涉及《周易》的有关说法，还是从《师春》里辑录相同于《左传》里的卜、筮例子，以及《穆天子传》卷五保留的筮例来看均不反映今本《周易》来看，由此说明今本《周易》在魏襄王时期还没有出现。
总之，今本《周易》是帝制时期定型的，虽然今本《周易》是战国末期定型的，但今本《周易》却是在秦汉王朝时期里盛行的，并且在西汉时期又被奉为经书。而传承于后世的就是以“九·六”为爻题的《周易》文本，故此我们把今本《周易》称之为“秦汉文本”（或称“帝王时期文本”）。
而今本《周易》的前期流行的是春秋《周易》文本。春秋《周易》文本，一样曾被史巫用于卜筮，今本《周易》的定型出现，只是在春秋《周易》文本基础上进行结构形式的改变。从占筮者的角度来说，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但通过对今本《周易》与《周易》早期文本的考证来说，则关系着《周易》一书原初的性质问题。
而今，一些专家、学者也认为《周易》原初无“爻题”，但无不遗憾的是，却没有进一步追寻与考证“无爻题”的《周易》之前，以及原初是何种的结构形式，或是何种文体。既然认为《周易》原初无爻题，那么，岂能认为原初的《周易》是卜筮之书呢？即有何证据与理由，而说“《周易》原初就是卜筮之书”呢？说“《周易》本是卜筮之书”，岂不是胡说八道么？
既然《周易》原初无爻题，那么，《周易》原初就不是卦爻的结构形式。既然不是卦爻式的《周易》，也就不是卜筮的形式与‘工具’，还能认为《周易》原初就是卜筮之书么？这样来诘问，难道不能成立吗？这是在没有揭示出“无爻题”之前的《周易》文本，这样诘问是能够成立的。但事实上“无爻题”之前的《周易》，不是在历史上照样被史巫用于卜筮么？那么，“无爻题”之前的《周易》，岂又不能不认为是卜筮之书。否则《左传》一书里反映春秋时期“以《周易》筮之”，又如何解释呢？即使《周易》“无爻题”，也不等于不被卜筮者当作卜筮之书。因为无爻题的《周易》之前，是“繇题”形式的《周易》。而“繇题”的《周易》照样被史巫用于卜筮的‘工具’，这是有《左传》一书所证实的了。
若说《周易》原初既无“繇题”又无“爻题”，那么，再认为《周易》原初就是卜筮之书，就是胡说八道了。
我们所要证明的是《周易》原初也无“繇题”，因《周易》原初无爻题已无需证明，已知“爻题”的《周易》定型于帝制时期。只有证明《周易》原初无“繇题”，也就证明《周易》原初本不是卜筮之书。这就是我们要考证《周易》文本的目的所在。既然知道《周易》原初无爻题，而又知道“爻题”的《周易》文本定型的很晚，这就说明《周易》一书在历史上是被篡改过。那么，就值得怀疑“《周易》原初就是卜筮之书”的说法了。更主要的是，从今本《周易》里的文辞内容来看，根本不能认为是卜筮之辞。只要从《周易》一书上剥离掉史巫添加进去的“繇题”与“爻题”的卜筮外壳，我们再来看《周易》，还能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么？
这就是我们要考证《周易》文本的目的与意义。
接下来，我们来看今本《周易》定型之前的《周易》文本是个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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