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界之洲

　　很多年后，已经独自一个人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曼群，总还是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望着地图上那座江边小城出神。
　　在地图上，它只是一条细细长长、弯弯曲曲的蓝色线条上，一个微小得几乎看不到的小点。
　　但就如有一个神奇的长焦镜头，在曼群的心里，一次次，将这一个微小的点慢慢拉近，拉近，这座小城里的人物、景致、场景逐渐清晰，仿佛自己还住在这座小城里，还有江朝和两个孩子汝起和楚原。一切都是那么热气腾腾、活色生香。
　　但是不能有四维街和《川鄂日报》，每每想到这一刻，曼群的心里就会紧紧一阵收缩。他依旧会清晰地记得当年奔走在民意路、四维街那半年多的时间里，自己精神上矛盾、迷茫、痛苦如火炙般的切肤疼感。
　　冥冥之中，曼群觉得宜昌这座小城给自己有某种神秘的命运隐喻，因为宜昌古称夷陵，地处中国大陆二、三级台阶分界点，长江上中游分界处，“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长江从上游奔流而下，两岸山峰层峦叠嶂，江中水急浪高，水流一出南津关，水流雄势顿减，水到此地慢慢平缓，高耸的山体在这里变得低矮。
　　分界的特征，显而易见。正如自己的命运之河，自宜昌城，开始全然不同的新阶段。
　　曼群还记得当年七月十九日的早晨。
　　四维街上，人们围着阅读《中国人民解放军宜昌临时卫戍司令部、政治部布告(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宣布“本市秩序未稳定前，实行军事管制，安排宜昌城解放后城市接收。”
　　这座城市开始变换了主人。
　　原来自己是这座城市重要新闻的发布者，前三天《川鄂日报》就已经停刊，等待接收。自今天开始，仅仅是众多路人旁观者之一。
　　新华通讯社宜昌支社《新闻》刊登公告：“宜昌军事管制委员会、宜昌人民政府、宜昌警备司令部均已奉命于本月22日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彭天琦、副主任黄宏伸，市长刘真，警备司令员黄宏伸、政治委员彭天琦均已到职视事，开始办公。”
　　在宜昌解放后的第二天，宜昌党政军机关出发进城，经过玉泉寺、双莲寺，在山间小道行走一天，晚上在堂风坳借住一宿。
　　在离城约三十里杨岔路，宜昌各界人士到杨岔路迎接工作队入城，欢迎会热烈欢快。下午一点多，队伍离开杨岔路，进驻中心城区怀远路，立即投入紧张繁忙的接管工作之中。新政权的地方机关开始正式进城。
　　新市委、政府机关驻河水巷和学院街旧宜昌专员公署。市委召开进城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接收接管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号召全市人民同心协力，为完成人民民主建设事业而奋斗。并令原国民党政府一切机关、国家企业（包括银行、工厂、邮电、船舶、公司、仓库及一切交通设备等)原封不动地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看管待交。
　　军管会按所设军事、市政、财经、公安、文教五个部，在市政府各职能部门的配合下，本着先接后分的原则，划范围，分公私，分缓急，开始由各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地进行接收接管，并正确执行了城市政策，严格保护了民族工商业。
　　其中原国民党政府的党政警法院系统和财经机关已由新政府进城后及时予以接收看管，后分别移交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对于公营企业，除电信局、航政局和卫生院派驻军事代表外，一律按原体制照常办公和营业。
　　8月9日，四维街。
　　几名解放军军人走进《川鄂日报》办公室。面对全社三十余名报社职工，一名叫王志清的军人严肃地宣布到：“奉宜昌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现正式接管《川鄂日报》，即日起报社的全部财产和档案交由新华社宜昌支社接管。报社人员按照区别对待，等待录用的原则等待安置。”
　　接管，这是意料中必然的事情。
　　前几天，曼群听说了旧政权的各类机构已经完成接管。包括几个月前，曾经要求《川鄂日报》“大振国军声威”的国民党宜昌县党部及其党员通讯社，均被宜昌人民政府公安局顺利接收。
　　宜昌解放，获得了新生。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古城却是满目疮痍和经济凋敝。工厂停工、商店关门、通货膨胀严重，灾民、失业工人流落街头亟待救赈，散兵游勇、明妓暗娼、流氓地痞随处可见，社会环境混乱。
　　如何尽快实现由乱而治，成为新政权城市接收工作的首要重点。
　　国民党旧职人员曾任职于政府部门和厂矿企业，荟萃了工业、商贸、金融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管理人才和建设人才。这批人员如能得到合理安排和任用，无疑会促进各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
　　而地方干部力量的薄弱和城市管理人才的严重短缺，给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因此，教育和改造旧职人员成为当时解放后，城市接管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几天后，曼群意外的看到了“前社长”张业文的名字，在贴在墙上逮捕国民党反动人员的布告里。布告中，对其罪行描述到：“张业文为解放前国民党中统宜昌社上校社长。宜昌解放前夕，积极进行反动宣传，造谣诽谤，歪曲事实，搅乱民心，影响极坏。解放后，负隅顽抗，部署特工人员，破坏生产，制造谣言，扰乱社会......”
　　自从报社停刊后，曼群获得了难得的清闲，但也伴随着莫名的失落。
　　“曼群，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回到家后，江朝忧心忡忡地问道。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不知道能不能顺利离开呢。刚才回家路上，我看到张业文被抓住了，他是中统特务。”
　　“就是那个跋扈的张社长？”
　　“是的。不过我毕竟也是旧职人员，很多事情也很难预料啊。”
　　“曼群，我知道你当这个总编，是迫于压力，你是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那一段时间，我知道你的矛盾与痛苦。你是知识分子，由于生活所迫依附于旧政权，对旧的社会制度早已反感和厌倦，憧憬新社会、新生活。我相信你能争取新政权的理解和留用。”江朝坚定地说到。
　　“嗯，不过......”曼群感觉到一种难于名状的担忧。他起身站起来，凝望着远处，犹如江对岸薄雾之中的磨基山，沉默不语。
　　三天后，原宜昌中学礼堂里，新政府召开了旧公务人员处置工作动员大会。
　　诺大的会场里，五百余旧职人员基本到齐了，黑压压的一片，空气中弥漫着对未知命运裁决的惶恐和担忧。
　　主持会议的是宜昌处置旧职公务人员专委主任覃清德主任。
　　“我党对旧职人员制定的总方针是争取、教育、改造。自接管之日起，解散国民党的一切特务机关及三青团、同志会等组织，人员必须限期向军管会进行登记，除罪大恶极者坚决予以逮捕外，对一般人员只要其规规矩矩，一律听候处理。对原行政机关人员和工业企业的原有人员，除有罪恶者外，一律留用。凡愿继续服务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覃主任洪亮的声音，给这之前一池死水的会场中，立刻激起阵阵涟漪。
　　他接着讲到：“凡有相当工作能力、工作称职，愿为人民服务者，就由原机关或原企业量才录用或暂设研究学习小组，储备待用。志愿学习深造者，就介绍学习企业技术。对年老体衰不能继续胜任工作或要求退休的，政府给予资遣回籍，并与当地政府积极联系，妥善解决他们今后的生活。”
　　台下不由自主地响起了如释重负的掌声。
　　紧接着，覃主任语气开始变得严厉：“为群众痛恨且确有实据的作恶多端、贪污腐化分子，予以开除处分，情节严重者，送法院究办。”
　　为接管宜昌，十七军在二月调配集中入城干部47名。入城干部从2月1日至28日集中四个星期学习。学习内容包括：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文教宣传与争取知识分子政策、政权工作、群众工作、处理伪党团特务问题。
　　第二天，宜昌处置旧职人员委员会正式挂牌运作了。设审查登记科、秘书科和临时招待所。处委会对原旧职人员基本上采取“包下来”的政策，按照甄别分类的工作方法，即：“先勤杂、后职员；先简单、后复杂；高级人员最后处理”的原则开展人员处置工作。
　　曼群和报社原领导层都被正式通知参加特别政治训练班参加学习。
　　在特别政治训练班学习的旧职人员中，有旧公教、旧军队、旧警宪人员和青年学生。这些人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受过高等教育甚至留过学，绝大部分人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等组织。
　　对这部分人，培训班着重从政治上给以关心培养，针对其顾虑多，包袱重的特点，从最基本的理学习和思想改造入手，通过组织学习、小组讨论，进行实践活动等手段，从思想上提高对党和人民的理解，增强其将来投身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自觉性。
　　其中对青年学生的争取是个重点。
　　早在3月，宜昌地下党组织派荆当县委城工部部长玉美到宜昌城区领导地下工作。摸清国民党军队部署、作战方案，开展统战工作，组织进步力量护厂护校、护港护船，说服青年学生不要跟国民党逃跑。
　　那时的宜昌城尚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在城内实行大清查、大搜捕，一次又一次清查户口，在市民中实行联保联坐，“一户窝匪，十户同罪”，刊登文告，公布戒严法，颁布“八杀令”，白色恐怖笼罩宜昌城。5月，受委派进城收集情报的地下工作者洪恩被国民党宜昌守备司令部枪杀于铁路坝。
　　报社的“原社长”被抓了，报社静候处理。报纸主要是靠发行和广告来维持的，官方津贴也随着旧政府的倒台而告终结。报社剩余的三十余名职工多数是拖家带口，生活断了来源。
　　“曼总编，我们该往何处去？怎么生活？你帮我们想想办法，谋谋出路，我们还要活下去啊！”家里时常有过去的报社员工，三五成群来家里寻求帮助，一定会说到的话题。
　　曼群望着这些昔日的同事，心里万千感慨。
　　《川鄂日报》算是短命的报纸了，比起之前从事《武汉日报》相比，层次不能相比，在内容方面，迎合低级趣味甚至随着反动政府做反动宣传。但是报社所留下的三十余名员工，包括记者、技工、职员，他们都是普通的劳动者。他们和所有被解放的人一样，大多抱着一颗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心。在旧政权之下过着不满现实的生活，其中有不少因在行动上，表示对旧政权的不满曾受到监视、恐吓等种种威胁。
　　到旧政府垮台的时候，有办法的那些负责人多半一跑了事，扔下员工自生自灭。解放将一月了，这些旧职人员们生活上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必须为他们做些什么，我对报社员工们依旧负有责任，那怕就算是道义也应该去做。”曼群望着离开的职员们，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到。
　　对自己来说，表达意见最熟悉的方式，依旧是用笔。
　　一封信摆在刘市长的办公桌上面。
　　“这是一个旧报纸前总编写来的对文教、新闻出版接收工作的建议，我看对于我们目前的工作，还是有些参考价值的。”刘市长对分管文教的方副市长说到。
　　“我挑重点来读读。”刘市长念了起来。
　　“......这些新闻出版业中，既有国民党公营新闻出版机构也有大量的民营机构。民营新闻出版业因其办报者的身份不一、取向不一、因而办报的主旨也不一，其中既有以宣传国民党政策为生的，也有以迎合大众口味，专门刊登低级趣味内容为生的，也有的试图中立的，也有同情革命的。但是其中的报纸员工都是些十多年经验的记者、编辑和很熟练的员工，也是普通的劳动者，愿为人民服务者，他们希望能够为新宜昌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对这些报纸接收的妥善处理，既有利于人民政府占领意识形态阵地，也能实现团结、改造、留住新闻出版业中的知识分子，不知道新政府考虑到这个问题没有？”
　　“怎样？老方？”刘市长念完后，问方副市长。
　　“我觉得这个建议提得很好。而且，还不仅仅是新闻出版行业，提议还可以把更多行业的改造和重建拿进去，一起推动参与新中国的建设。”方副市长微笑着说到。
　　“我同意。写建议书的人名叫曼群，这个人听说以前是《武汉日报》总编辑，临近解放前夕，不知道怎么又参与了《川鄂日报》。这个也需要核实下相关情况。”刘市长补充说到。
　　在新政府的主导下，宜昌各个行业，包括交通运输、工矿、邮务、农会、工商业、渔会单位、自由职业团体单位先后成立了社会团体。
　　新政府以城市的稳定为前提，在宜昌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团结各阶层群众建立起民主政权，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巩固了新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