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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楚国，君上听说庄子很贤能，派遣使臣带着丰厚的礼物去聘请他。庄子在濮水边垂钓，楚王派遣两位大臣先行前往致意，说：“楚王愿将国内政事委托给你而劳累你了。”
“庄子手把钓竿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楚王用竹箱装着它，用巾饰覆盖着它，珍藏在宗庙里。这只神龟，是宁愿死去为了留下骨骸而显示尊贵呢，还是宁愿活着在泥水里拖着尾巴呢？”两位大臣说：“宁愿拖着尾巴活在泥水里。”庄子说：“你们走吧！我仍将拖着尾巴生活在泥水里。”
“庄子在诸侯混战、争霸天下的社会里，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遨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他向往远古的至德之世，他用“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来说明“仁义”已经成了统治者窃取国家权力的手段。主张不干涉百姓生活，实行无为而治。认为一切事物的本质虽然有着千差万别的特点，但其“一”本同，安时处顺，逍遥无待，穷天理、尽道性，以至于命。庄子主张“无为而治”，反对一切社会制度，摈弃一切假慈、假仁，假意等大伪。”
上官飞羽眼睛咕噜咕噜的转了一圈，对庄子的个性虽甚是钦佩，他敢于批评君王，无心富贵，但身处乱世，却没有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君王，一番思考下，直言不讳的说道：“先生，他既然知道天下混乱，民生疾苦，何不拜官，救万民于苦海，我认为真正有才学的人应该像孔子一样忙于各国之间，想着百姓，想着社稷，心怀天下。”
司马长撄眼神闪过一丝异样，目光紧紧的望向这只有十四岁的少年，这样的话可不像是能出自一个少年之口，这令他感到极为的意外，与少年的眼神直直地相视，片刻气氛有些莫名的凝重，司马长撄见小飞羽表现的不卑不亢，在无先前的目光躲闪。
他难得一见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说道：“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或者还是“兵家”，“墨家”，“法家”，“农家”，“杂家”，他们本身都没有错，存在即是合理。”
“儒家看重的是父子，君臣之间的天经地义的关系，其思想为“仁，义，礼，智，信，忠，孝，悌”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以仁义道德使人向善，治世。无论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秩序也不能乱了章法，否则就会导致天下大乱。”
“而墨家则主张“见之闻之”，“取实于名。兼爱，非攻，尚贤，尚用，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而以“兼爱”为其思想核心，“爱利百姓”，“兴天下大利，除天下大害”为己任，以节用，“尚贤”为支点，“非攻”为重要思想，战争是冷酷无情的，使百姓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甚至性命难全。”
“法家则是提倡法律，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春秋时管仲、子产。战国时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法家强调依法治国，“以刑去刑”，不重视道德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以此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一个君王，如果他能给予官员及百姓利益，官员和百姓就会拥戴和支持他，同时这个君王还擅长“术”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很有可能能够强盛；但如果这个君王不具备以上的任何一条的话，这个国家就很可能走向衰落，甚至是灭亡。”
“人之所以作恶，就是无法使其得到审判。始皇嬴政所制定的残酷律法，虽然一时用律法改观了人心现象，将人民规规矩矩的限制在了他的世界里，以达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可就是由于他的暴政才使人民起来反抗他，推翻了秦朝统治。法家的存在，就是使人时刻审察自己的过失，修养自我的德操，稳固天下的统治，可如果人人若能遵循道的发展，法家，墨家，儒家也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而“道”家思想，自我经历了人世间苦难之后，才发觉其中最为精妙，人都是活在了别人的意识之中，若是“致虚极，守静笃”人人能够摒弃心中杂念，回归自然，不去妄加行动，顺应大道运转的规律，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合，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若是能领悟其真正思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便可和大道同行，精神万古不灭。”
“做人过于清高，必会招人嫉妒打击，做人过于强势霸道，必然受敌过多，而不能长久；待人过于严苛，必然被人孤立，而保持低调，委曲求全，不但能够避害还能趋利。”
“故而在道家的思想中衍生出了“鬼谷之术”，鬼谷的捭阖纵横之术，就是使自己达到控制权，帮助君主更好的统治天下同时，使自己可以更好的游刃于各层关系，也就是趋势而行，无敌于世间。”
“人能来到人世间便是一大奇迹，我们本身是渺小的，跟随自己的意愿，才能活得逍遥自在，只要做事问心无愧，便去大胆的做。”
上官飞羽经他先生这一番教导，只觉得这些先贤思想太过深邃，饶是他受了七年他先生的教诲，也对这些玄之又玄的思想感到无力着手，挠着自己的头，喃喃自语思考着其中所指：“跟随自己的意愿，做到问心无愧？”
司马长撄看着他那迷惑的神色，解释道：“庄子他天才卓绝，并非生来就无用世之心。官吏腐败，他是不屑与之为伍，那种处境无法使他一展抱负。人世间既然如此污秽，他追求自由的心灵只好在幻想的天地里翱翔，在绝对自由的境界里寻求解脱。”
上官飞羽疑惑的问道：“在幻想的天地里翱翔，在绝对自由的境界里寻求解脱，先生可以给学生讲讲“道”吗？”
司马长撄神色一正，说道：“所谓先生授业解惑也！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道是不可言说的，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就不是“道”了。”
司马长撄只怕自己这样讲，这这位学生根本无从理解，继续道：“我还是引典来向你表述一下吧。”
“知向北游历来到玄水岸边，登上名叫隐弅的山丘，正巧在那里遇上了无为谓。知对无为谓说：“我想向你请教一些问题：怎样思索、怎样考虑才能懂得道？怎样居处、怎样行事才符合于道？依从什么、采用什么方法才能获得道？”
“问了好几次无为谓都不回答，不是不回答，而是不知道回答。知从无为谓那里得不到解答，便返回到白水的南岸，登上名叫狐阕的山丘，在那里见到了狂屈。知把先前的问话向狂屈提出请教，狂屈说：唉，我知道怎样回答这些问题，我将告诉给你，可是心中正想说话却又忘记了那些想说的话。”
“知从狂屈那里也没有得到解答，便转回到黄帝的住所，见到黄帝向他再问。黄帝说：没有思索、没有考虑方才能够懂得道，没有安处、没有行动方才能够符合于道，没有依从、没有方法方才能够获得道。”
“知于是问黄帝：我和你知道这些道理，无为谓和狂屈不知道这些道理，那么，谁是正确的呢？”
“黄帝说：那无为谓是真正正确的，狂屈接近于正确；我和你则始终未能接近于道。知道的人不说，说的人不知道，所以圣人施行的是不用言传的教育。道不可能靠言传来获得，德不可能靠谈话来达到。没有偏爱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讲求道义是可以亏损残缺的，而礼仪的推行只是相互虚伪欺诈。所以说，‘失去了道而后能获得德，失去了德而后能获得仁，失去了仁而后能获得义，失去了义而后能获得礼。礼，乃是道的伪饰、乱的祸首’。所以说，‘体察道的人每天都得清除伪饰，清除而又再清除以至达到无为的境界，达到无所作为的境界也就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的了。’如今你已对外物有所作为，想要再返回根本，不是很困难吗！假如容易改变而回归根本，恐怕只有是得道的人啊！”
“生是死的同类，死是生的开始，谁能知道它们的端绪！人的诞生，是气的聚合，气的聚合形成生命，气的离散便是死亡。如果死与生是同类相属的，那么对于死亡我又忧患什么呢？所以，万物说到底是同一的。这样，把那些所谓美好的东西看作是神奇，把那些所谓讨厌的东西看作是臭腐，而臭腐的东西可以再转化为神奇，神奇的东西可以再转化为臭腐。所以说，‘整个天下只不过同是气罢了’。圣人也因此看重万物同一的特点。”
“知又对黄帝说：我问无为谓，无为谓不回答我，不是不回答我，是不知道回答我。我问狂屈，狂屈内心里正想告诉我却没有告诉我，不是不告诉我，是心里正想告诉我又忘掉了怎样告诉我。现在我想再次请教你，你懂得我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又说回答了我便不是接近于道呢？”
“黄帝说：无为谓他是真正了解大道的，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狂屈他是接近于道的，因为他忘记了；我和你终究不能接近于道，因为我们什么都知道。”
“狂屈听说了这件事，认为黄帝的话是最了解道的谈论。天地具有伟大的美但却无法用言语表达，四时运行具有显明的规律但却无法加以评议，万物的变化具有现成的定规但却用不着加以谈论。圣哲的人，探究天地伟大的美而通晓万物生长的道理，所以“至人”顺应自然无所作为，“大圣”也不会妄加行动，这是说对于天地作了深入细致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