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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帝被俘就义后。马士英没有指望了，就同在杭州的官僚商量请潞王朱常淓监国。六月初七日，文武官员朝见邹太后，请命潞王监国。
邹太后随即发布懿旨给朱常淓：“尔亲为叔父，贤冠诸藩。昔宣庙东征，襄、郑监国，祖宪俱在，今可遵行。”
以太后懿旨名义命潞王监国，是为了给朱常淓即位继统增添合法性。然而，这时的形势已经同上年江南立国时大不一样，朱常淓惟恐出任监国将成为清方打击的主要目标，拒绝接受；在弘光太后流着眼泪反复劝说下，他才勉强答应。
六月初八日，朱常淓就任监国。黄道周记：“八日己未，潞藩始监国，诸臣朝见毕，潞藩素服过谢慈禧宫。皇太后服淡黄衣白襦，左右侍女各素葛衣。
朱常淓出任监国后，任命浙江巡抚张秉贞为兵部尚书，以嘉湖道吴克孝接任巡抚，以潞府曾长史为监军御史前往方国安营，“令发兵分守千秋岭、独松关、四安镇等处”，“翰林简讨屠象美兼兵科监阁部兵往苏州同总兵王之仁堵遏；又令御马监太监李国翰、司礼监太监高起潜扼防平望。
但是，实权仍在马士英一伙手中。黄道周在启本中指出清兵占领南京以后，浙江、江西各地官绅如原任戎政尚书张国维、右庶子杨廷麟、江西巡抚李永茂等人纷纷召募义兵，证明民心可用，“克复之业，早有同心，皆喁喁引领以待。
殿下诚得黄铖一麾，应期毕集，上清钟山之尘，次复燕京之业，以仰附鳞翼，传世无疆。
黄道周只谈了浙、赣两省的义兵情况，实际上当时清军尚未占领的地方还相当大，他的意思仅在于说明浙江未尝不可以守，劝朱常淓不要只看到马士英掌握的少数兵力。
所以，他在朱常淓监国的第二天就建议十天之内即位为帝，“使群臣百官有所瞻依”可是，朱常淓却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监国次日（六月初九日）就按照马士英的意见，派陈洪范去同清军讲和，以割让江南四郡为条件。
陈洪范在弘光朝廷初立时曾随同左懋第去北京通好，暗中投降了清朝，被派回江南充当内奸。他回到江南以后写了一篇名为《北使纪略》的文章恬不知耻地宣扬自己效忠于明朝廷，背后却到处散布清军势大难敌，劝人及早投降，被人称为“活秦桧”。
这次，又在马士英主持下作为监国潞王的代表，乘坐悬挂着“商卖国事宜了。初十日，朱常淓命黄道周为大学士入阁办事；马士英和阮大铖一样，早已秘密投降清朝。
他之所以没有在南京直接投降，还是想帮清朝掌握更多的明朝机密以换取在清朝的高官厚禄。
就在朱常淓仍梦想苟且偷安的时候，清军却迅速地向杭州逼进，清豫亲王多铎收取了南直隶十四个府、州。兵峰直指杭州。
这时，马士英派陈洪范同清军统帅贝勒博洛已经勾结妥当，回到杭州同张秉贞一道劝朱常淓投降。朱常淓贪生怕死，决定奉表降清。
总兵方国安和侄儿方元科原先率领兵马护送弘光帝到芜湖，朱由崧被俘以后，他们又来到杭州，所部兵马还有一万名左右，准备拥立潞王保卫杭州。
没想到朱常淓已决意降清，在方军同清军战于湧金门下时，朱常淓竟丧心病狂地“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方元科等极为愤慨，东渡钱塘江，后来参加拥立鲁监国的行列。
六月十四日，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杭州。博洛趁势派出使者招降浙东各府州和避居这一地区的明藩王。
“时周王寓萧山，惠王寓会稽，崇王寓钱塘，鲁王寓临海。贝勒遣骑修书，以参、貂等物为贽，邀诸王相见。鲁王以道稍远，辞疾不至。
1645年七月，多尔衮得到潞王朱常淓等投降，江、浙一带不战而定的捷报后，认为南方用兵已经基本结束，起自塞北的满洲兵将又难以忍受江南暑热，于是他下令多铎、博洛班师回朝，弘光帝和潞王、惠王、周、崇等藩以及在南京投降的弘光朝廷高官显爵马士英、阮大铖、王铎、钱谦益、赵之龙、徐久爵等都随军带回北京。
南京改为江宁府，任命多罗贝勒勒克德浑为平南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叶臣接替多铎、博洛镇守该地；同时任命内院大学士洪承畴为“招抚江南各省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会同勒克德浑、叶臣接管江南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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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话:
我先想将这一大段的历史先铺垫下来，然后细节的再详细描述，这其中的故事，不是短短的几言几句可以概括。
潞王朱常淓的监国由于时间极短，又毫无作为，在南明史上不过是一个小插曲。历来的史家因为他的政权从未有效行使过权力，注意甚少。
但是，从历史的因果关系来看，朱常淓的降清仍是一个关键问题，值得加以分析。首先，它证明了明朝北京覆亡以后，麕集在南京一带的官绅为解决继统问题而展开的立亲、立贤的争执不过是汉族官绅内部的一场权力之争，“立贤”的对象朱常淓在本质上同朱由崧毫无二致。
其次，弘光政权垮台以后，朱常淓本来是皇位继承问题上最少争议的人选，就连不久以后成为隆武皇帝的朱聿键当时正在杭州，也拥护他出任监国。如果朱常淓稍有民族气节，把抗清的旗帜竖起来，即便一时守不住杭州，南方各地的抗清势力也比较容易形成一个核心。
只是由于他的降清，才紧接而来出现了朱明宗室的两个远派子孙唐王朱聿键同鲁王朱以海的争立；在朱聿键的隆武政权垮台以后，又爆发了朱聿键之弟唐王朱聿x援引“兄终弟及”之义同桂藩朱由榔的争立。
这两次争斗都严重地分散和抵消了南方的抗清力量，给清廷征服全国提供了有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