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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大典的主持东郭子，见策论已变成战法、阵型的切磋，连忙设法叉开，请楚使春申君讲述他以为的治国之道。
春申君公子歇少年时曾游历诸国，四方拜师求学，见识广博。此次他写下的治国之道是礼乐治国。
春申君说：“孔夫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乐主和同，则远近皆合；礼主恭敬，则贵贱有序。天下要想和谐、稳固，必合乎礼、正乎乐。”
春申君进一步解释说：“在礼乐之间，在下以为乐更为重要。乐在朝堂之上，君臣同听，则上下和谐、君臣有义；乐在家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则和睦相亲、长幼有序。如此天下必大治也。”
由于在秦惠文王时，大量墨家弟子被秦国征召，此后墨家学说在秦国广为流传，对秦使白起也多有熏陶，因此白起一听春申君讲礼乐治国马上反驳道：“在下以为乐虽然动听，但是农夫会因此耽误耕种，妇人会因此疏于纺织，臣子会因此懈怠政务。记得墨子曾说：周成王之治，天下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所以说圣王不为乐也。”
文姬公主也赞同地说：“先祖文侯曾宴请道家大师田子方饮酒论乐。文侯精通音律，宴席中听出乐工吹奏有细微失误。田子方却认为：身为国君应该专注于治官之道，而文侯的精力都放在对音律的辨别上，治官方面就难免有些耳聋了。文侯深以为是，所以说作乐并非治国之道。”
春申君辩解说：“在下所说的乐不是指普通的声音。情欲激动于心，即表现为声。由声组成的曲调，就叫做音。只能闻声而不知音为何物者是禽兽，知音而不懂得乐为何物者是布衣庶民。只有君子才能懂得乐，懂得乐的君子必然知礼。礼乐皆知就是有德，君子治天下必是德政。”
在诸公子中信陵君对音律的造诣最高，此时也附和春申君说：“春申君所言极是。圣人之乐指的是礼制中的雅颂之声，听后君子的志向、心胸就能宽广。圣人说：对外以雅乐作为征伐的手段，无坚不摧。对内以雅乐作为治理的手段，无人不从。所以说雅乐能使国人中正平和，也是天下大治的根本。”
秦使白起说：“在下曾在马陵道有幸听信陵君弹奏一曲高山流水，的确是天籁之声。听后白起顿感心胸开阔，心中的戾气全无。信陵君弹奏的就是圣人之乐。”说话间，白起有意瞥了文姬公主一眼，公主也含笑示意。
信陵君是天下闻名的抚琴高手，经白起一说，众人纷纷附和。
在诸国中齐国的爵位最高，是侯爵。而楚国的爵位仅是最低等的子爵。因此齐国使者公子茂最是心高气傲，见楚使春申君大谈礼乐治国便不无讥讽地说：“楚使说以礼乐治国，可楚国却最不守礼制。当年周王封给楚国的爵位仅是子爵，立国祭祀时没有牺牲，只好从邻国偷来一头小牛充数。由于害怕邻国讨牛，只好将牛连夜宰杀，直到如今楚人的习俗还是在夜里祭祀。楚国的爵位在诸国中最低，却是最早称王。如此僭越，怎么能称得上守礼制。”
公子茂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揭楚国的老底，春申君不由得脸涨得通红，愤愤地说：“楚国先祖勤于王事，侍奉周公，被周成王封为诸侯。楚庄王时开疆扩土，疆域在诸国中最大，也是天下的霸主。楚国称王有何不妥？”
公子茂说：“楚庄王观兵于洛邑，问鼎于周室，这是以下犯上。献胶船致使周昭王薨于汉水，这是弑君。以子爵的身份妄称楚王，是滔天大罪。在诸国中，唯有齐国的身份尊贵，最有资格称王。”
燕使公子喜插嘴说：“燕国的爵位也是侯爵，开国国君召公奭是周王室宗亲，身份更加尊贵。燕国才最有资格称王。”
齐、燕两国使者这番身份的争论原本是针对楚国，却让在场的韩、魏、赵三国的众人感到被深深地羞辱。三家原本都是晋国的家臣，没有诸侯的身份，连处于末等爵位的楚国也比不上，因此公子茂的言论对三家的打击最大。
赵国的平原君最先忍不住说：“齐国的确是侯爵高位，那是因为齐国一代封君姜太公是武王的开国功臣、功冠群公。齐使是宗室公子，敢问公子可是太公的姜氏后人？”
韩使公子然赶紧附和说：“田氏本是齐国的客卿，不知恩图报，反而伺机弑君篡位，以田氏代齐。而今的齐国哪里有资格称王？”
面对赵、韩使者的围攻，公子茂倒也毫无惧色地反驳道：“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众民者为天子。姜齐实行苛政，失去了齐国民心。而田氏给予齐人恩惠，赢得了民心。田氏代齐顺应了民意，当然有资格称王。所以在下以为：以民为本，实行仁政才是治国之道。”
这时信陵君觉得双方的辩论太过激烈，有伤和气，连忙出来打圆场说：“齐使说得好，民为贵，君为轻；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田氏代齐、三家分晋、诸国称王上合天意，下顺民心，也得到了周天子的认可，自然没有什么不妥。平原君，对于治国之道，你有什么高论？”
平原君说道：“在下以为当今的治国之道就是依法治国，变法图强。以礼乐治国由周公首创，是圣王之法。如今不效法先王之法，而要变法图强，非先王之法不贤，而是因为世易时移，唯有变法才能适应时势的变化。”
楚使春申君则说：“平原君可曾听说过，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平原君微微一笑，反问春申君：“春申君可曾听说过，有楚人渡江，船行至江中，宝剑落于水里，就船上刻了一个记号。等船到对岸，楚人从船上刻着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捞宝剑。舟已行，但剑未动，这样寻找宝剑，岂不是很糊涂吗？固守先王的法制来治理现今的国家，就像刻舟求剑一样。时势已变，而法令不变，如此治理国家，必有大难。”
平原君的反问，让春申君一时无语。平原君接着说道：“周武王伐纣时，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人在牧野大破商军七十万。从此以战车、甲士为军，结阵而战成为先王的战法。然而战车笨重，只适合中原平坦开阔的地形。赵国北方多山地丘陵，道路崎岖，战车无法奔驰，行百里车轴即断。而胡人穿短衣胡服，骑烈马，射弯弓，在战场上驰骋自如，经常大败赵国的车兵。赵武灵王为扭转局势，决心改变先王的战法，而实行胡服骑射。只要对富国强兵有利，何必拘泥于古人的旧法。”
白起也说：“在下曾长年与义渠作战，胡人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踪迹飘忽不定。秦军用战车、徒兵布阵待敌，但胡骑不至。一旦扎寨宿营，胡骑如狂风袭来。用先王的战法，的确对付不了胡人的骑兵。”
平原君说：“赵国实行胡服骑射后，军力大增。北取中山，西攻胡地，辟地千里。所以说唯有不因循古法，与时俱进方能富国强兵。”
信陵君说道：“依法治国，变法图强是法家所提倡的。魏国曾重用过法家弟子，李悝和吴起先后在魏国为相，秦国的商君也曾是魏相公叔痤的舍人。法家治国令行禁止，立竿见影。然法家之术虽然行之有效，但不守旧礼又过于严苛，为宗室世族所不容。吴起被逼出走楚国，投奔秦国的商君更是被车裂于市。”
楚使春申君说：“吴起初到楚国时，被楚悼王封为令尹。随后吴起改革旧制，削减公室、封君的俸禄，被广为嫉恨。楚悼王薨，世族即群起将吴起射杀于灵堂。”
白起说道：“商君在秦国变法，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设立军功爵制，即使是宗室，没有军功也不得授爵。虽然秦孝公薨后，商君被车裂，然商君之法犹存。秦国以法家治国，国富而兵强。不过白起是一武人，更看重用兵，以为善于用兵才是治国之道。正如孙武子所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听白起讲善于用兵是治国之道，春申君讥讽说：“刚才秦使以墨子的非乐之说否定礼乐是治国之道。难道秦使忘记了墨子还有非攻之说。墨子说：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那么杀百万人，必有百万死罪矣。这是天下君子皆知的道理。天下最大的不义就是以举国之兵攻伐它国，那样岂不要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然而很多人不但不以此为不义，还大力地赞赏战场上的杀戮，以杀人多者为荣耀。这与天下共知的道理是多么矛盾啊！”
白起反驳说：“秦国始封为诸侯时，土地方圆不到数百里，民众不足数十万人。经过几代国君的经营，东征南讨，土地扩充到数千里，人口增加到数百万。这些都是秦王精于谋略，秦军善战的结果。楚国立国时也仅是南方的小国，而后历经数百年灭四十余国。如今楚国富有沃野数千里、甲士百万，难道这不是对外用兵征伐的结果吗？”
春申君回答说：“周武王分封诸侯时，天下有数百封国。耳闻目睹这些封国由于攻战而亡国的不计其数，而凭借用兵获利的国家却寥寥无几。当年楚王欲取宋，墨子前来劝说：楚国土地方圆五千里，却要牺牲众多士兵的性命，日费千金去掠夺宋国贫瘠的土地，这是极不明智的。楚国一向奉行仁义，宋国无罪却要攻打它。一旦城破，宋国的百姓就会被屠杀，这是不仁不义。最后楚王放弃了攻打宋国的念头。”
白起接着反驳说：“可宋国最终还是被齐、楚、魏三国联手瓜分了。宋国的爵位是公爵，本是一个大国，却被它国所灭，就是因为不善于用兵。当年秦王派国尉司马错攻蜀，日耗千金，阵亡者数以万计。然而如果没有这次攻伐，哪里还会有李冰父子经营巴蜀，兴修都江堰。如今蜀郡良田万顷，人称天府之国。从此秦国不知饥馑，再无荒年。所以说，用兵之道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
见春申君还要辩驳，信陵君说道：“无忌记得楚庄王在邲之战中大败晋军，有人建议：聚集敌人的尸体，封土而成高冢，用以炫耀楚军的武功。楚庄王认为不妥，说：征伐杀戮不是明君所追求的功业。古时的圣王征伐违逆天理的国家，仅将祸首杀掉，尸体封土做成京观，作为对于罪恶的惩戒。而今阵亡的晋国将士都是为国君尽忠而死，何罪之有？圣人云武有七德，曰：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楚军虽获大胜，而武功的七德却一德也没有，因此没有什么武功可炫耀的。无忌以为用兵之道，应是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用兵的目的就诛灭暴乱的元凶，制止不义的杀戮。”
听信陵君讲武有七德，文姬公主也深有同感地说：“武有七德，无忌说得极是。武字的写法就是由一个‘止’字和一个‘戈’字组成。顺应天意，以暴制暴，止戈为武才是真正的武功。”说完，公主将自己写在绢帛上的治国之道展示给众人。
只见绢帛上字体秀丽，书写着四个篆字—止戈为武。众使者看过，一同起身致意，齐声称赞公主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