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就业,教育和服务业

　　《未来22世纪》的中国，不可能是封建社会，主人公不可能有着一个固定世袭的职业，守着一份相对固定收入的工匠；也已经假定，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工作是兴趣，按需是分配”，——共产主义其实就是封建社会，不过这是题外话。所以主人公需要工作，也需要找工作，还可能会失业。为了避免失业，也能找到收入相对高而且稳定的工作，主人公还需要接受教育。由于我们已经预期，未来中国会更接受市场经济，所以主人公不会象今天的中国人那样，有着没完没了的“继续教育”，也不必有继续教育的相应的个人投资。不是说未来人，从学校毕业后就不用再受教育了，而是“继续教育”本来就是一种错误的，中国整个政策误解的，同时希望适应中国转型现实的过程性产物。
　　继续教育建立在“教育拉动经济增长”的假设下，该假设来自于对日本战后经济经验的错误总结。教育消耗的时间和投资，提供的“劳动素质”必须在就业岗位宽裕的条件下，才有意义。换言之，教育是为了就业，如果一个社会的失业是在扩大的，教育就变得毫无意义。反之，如果一个社会的就业是扩大的，希望得到就业岗位的人，自已就会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安排自已的教育。所以教育是不可能拉动增长，也不可能拉动就业的。对于已经相对稳定地市场经济中就业的未来人，除非是为了就业相关的目的，否则，不会傻**地再投资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追求继续教育拉动自已工资。继续教育在中国今天盛行的另一个原因，是体制内升官升职称的要求，有时是为了上岗的要求，无论是那一种，都说明是体制内的就业岗位的短缺。为了争夺短缺的就业岗位，而强制希望就业者，消耗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抬高该岗位就业的门槛，让失业者“心服口服”。这是科举就业的特点火器，也是今天中国非市场经济下的中央集权体制，俗称为社会主义的特点。由于我们已经预期中国将更接受市场经济，因此这种情况预期不会出现。
　　《未来22世纪》的高级劳动者，估计会组织成一个个技术认证的劳务协会。它的目的是排它，通过自已投资建立的，或者是历史中建立的商业信誉，在具备一定技术门槛的就业领域，避免低级劳动者的竞争。今天有时会被这种竞争手段，称为垄断。但是《未来22世纪》如果是市场经济，就不会再反这种并非依靠行政手段而形成的竞争手段。低技术门槛的就业，不容易实现排它的目的，排他的成本太高，就不容易形成有认证价值的劳务协会。劳务协会只提供认证，有时也会作有偿的本协会成员的就业中介，并为愿意通过获得本协会认证的未来就业者，提供有偿的培训和职业教育。最后，为了避免本协会成员技艺的生疏，一般也会定期对本协会成员考核最新知识和技能。前者构成了职业教育，后者构成了当其时的继续教育。这种体制并不是未来学的逻辑推论，而是现代社会已经接近成熟的工作和就业体制。在西方比较典型的技术行业，如医生，律师等，就是这样的体制。
　　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学的经济规律中，得到更多的，关于未来的工作和就业市场的信息，预知《未来22世纪》的就业、失业和职业领域的大致情况。经济学中有一条服务业的规律：服务业能够提供的就业和收入，也就是服务业在一个经济体的所占比例，与该经济体的消费剩余和市场选择的自由度，与此两者正相关。这条经济学规律也解释了，服务业在“生产”上的意义。表面上没有物质生产盈余的服务业，——所以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生产”概念，——实际含义是提高了对生产过剩物质和产能的利用，从而在提高社会生活水平的同时，降低了对短缺中的原始资源的消耗。简单总结地说，服务业是一种节约资源的同时，提高了消费者幸福感受的行业。在此结论（它是科学的定论）下，一个社会的市场经济规模越大，服务业比例也会越高。这条也已经不是“经济学的预测”，已经是现实世界的观察经验。如美国的服务业比例很高，收入很高，环境却不坏，消耗的钢材甚至只有中国产能的十分之一以下。
　　相反，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由于生产剩余很少，社会创业受到监管的种种控制，服务业的成长空间就非常，因此社会主义和封建社会一样，都有着大规模的城市人口的失业危机。社会主义体制的“生产效率高”，恰巧就是导致该体制下的“生产剩余少”的原因。原因是社会主义生产缺乏接轨市场有效需求的机制，生产的盲目性大，因此无效产能高，对于自然资源的消耗模式固定且“消耗增大”——这是“生产发展”的同义词，自然而然地会遭受到自然资源短缺的瓶颈，所以社会主义模式下，总是没完没了的生产要素的供应危机，诸如石油危机啊，粮食危机啊，土地危机啊，人口危机啊……全都是这种体制下的结果。所以它就影响到了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生产剩余大”的条件，服务业的不足，又进一步构筑了社会主义生产，缺乏市场有效需求的盲目性。久而久之，社会主义生产如果不是在闭关锁国中自行崩溃、萎缩，就是退化为向市场经济体出口导向，贱卖资源的生产模式。所有这些过程，也已经不是经济学的预期，而是现实中可以观察到的经验。更何况，社会主义国家的监管发达，服务业就更缺乏发展条件了。
　　无论是市场经济的自由度，还是“生产盈余的供应充分”，都会构成商品要素的价格下跌，这就是经济学所称的“通货紧缩”。由服务业发展的定理，可以知道这种通货紧缩，是好事，它在事实上推动着一个经济体的转型，而不仅仅是提高生产。但是它与凯恩斯主义观念冲突，原因在于，凯恩斯主义尽管是主流的经济学派，却是几乎完全错误的。导致凯恩斯主义产生的大萧条，似乎提供了一条实例，否定“通货紧缩通过带动服务业增长，带动了就业增长和经济转型”的定律，但那却是在当时全世界，奉行行政锚定货币于黄金上的金本位，是对经济市场的严重干预，这样就干扰了上述经济规律的发生条件。另一个例子是，印度非常贫困，但是服务业比例就非常高，——可以理解为“发达”，但收入却很低，也就必须被理解为“不发达”，——是前述定律可以解释的现象。在一个如印度那样贫困的，缺乏生产盈余的社会中，如果强行通过行政手段分配工作岗位，——这是社会主义体制的特点，——就会因为失业危机下的岗位短缺，而令这些行业的岗位的就业，成为必须被世袭垄断的特权。在印度，它通过种姓认定完成，同时制造着全社会的贫困。恐怕这就是印度种姓社会的全貌，看似幸福指数很高，其实根本没有前途。
　　所以从服务业与就业和供应的经济规律，我们可以预知《未来22世纪》的中国和国际的经济、就业和行业分布的框架。知道美国的人口会持续上升，收入占世界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后进国家如非洲、阿拉伯、印度、南美的失业会越来越严重。由于假定中国已经更深入接受市场经济，所以也就假定了中国是处于两者之间“中等发达国家”，仍然有着严重的失业问题，但比欠发达国家要轻微很多。后进国家的就业环境太差，收入太低，也导致他们更高层次的教育，除了寻求在发达国家，求得一份并不出众的职业，实现移民梦；就足以让他们在穷乡亲面前炫耀一番。这种情况已经是今天世界上后进社会，包括印度在内的现实情况，到《未来22世纪》，情况只不过会更鲜明，也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