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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临淄的繁华有了预期，但当自己身临其境之时，还是被震撼到了，即便以前世的眼光，也叹为观止。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街上路面宽广，中间设有专门车马行进的道路，即使八匹马并行，也不会影响两边川流的行人。
走到哪里，都是人流如潮。
形形色色的各种人，有走街串巷，吆喝卖东西的、讨饭的、卖艺的、送货的；有体面的、落魄的、风流的、妖艳的；有净面的、文身的、蓄发的、光头的。
服饰也是千奇百怪，用前世的话说就是先锋时尚。
陈缘此时，像极了一个孩子，错了，他本就是一个孩子，还是个刚从农村来到首都大城市的孩子。
看见啥都很好奇，都得在心中，品头论足一番。
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对了，就是新鲜。
都是没看过的、没听过的、没闻过的、没尝过的，陈缘的眼耳口鼻已经不够用了。
整个城市生机勃勃，那五彩斑斓的景象比霓虹灯下的夜景还要来的华美。
陈缘从民国走到二十一世纪，看见过清廷遗老，民国骚客，还有那广大穷苦的人民群众。
那些二十世纪旧中国的人，印象里似乎都是灰白的，那是从衣着、神采、精神中透出的色泽，整个时代都透着一股腐臭味。
一切都是老旧的，那时代，容不下新东西，充斥着崇古谤今的思想。
老祖宗的东西，越是老旧的，便越是香的越是美的。
老人用旧礼法、旧风俗来管理孩子；孩子学旧知识、旧技艺来建设新社会。
一代代人，重复着重复的生活，哪还看得到朝气？哪还看得到希望？
他们守旧、懦弱、自卑且压抑着性情。
他们是活着的人，但不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是活着的，也是死去的人。
除了人以外，其他的东西也是如此。
到处都是破败荒凉的景象，就连紫禁城也是斑驳老旧的，毕竟那已是600年前的建筑了。
相比男人，女人更受压迫。
那在精神上压抑人性的贞节牌坊、肉体上折磨女性的裹脚布，哪样不比紫禁城更老旧。
就女人的那双“三寸金莲”便有说不尽、道不清的故事，掺杂着血与泪。
从宋朝开始，裹足之风就慢慢兴起，但未成风气。
从大词人苏轼所作的《菩萨蛮·咏足》“涂香莫惜莲承步……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还有《浣溪沙》“曲终红袖落双缠”中，可见那个时期，缠足已不鲜见。
缠足的陋习，到了明清大行其道，蔓延至社会各阶层。
可笑的是，这时期太监阉党也尤其兴盛，明朝历代多有敕令，禁止自残入宫，朝廷一方面重用阉党又严禁自宫，自然是屡禁不止，相反愈演愈烈。
到了满清入关的初期，也曾禁止过女子缠足，最后也不了了之。
但有人却将其粉饰为“男降女不降”，用坚持裹脚不易服，来颂扬女子坚持抗争的精神，却略显悲哀。
脚裹的越来越紧，社会也越是紧缩。从宋初的纤细小脚渐渐裹成了“三寸金莲”。
从“存天理灭人欲”到闭关锁国，再到裹小脚，是对精神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的持续压迫。
看是脚的问题，其实是脑子的问题，不光缠住了脚，更是包裹住了思想。
慢慢失去了自由、开放、进取的精神，中华文明自此裹足不前，站起来都费劲了。
到了近代，外来思想涌入，先有传教士来华，创立“天足会”，又有维新志士创办的“不缠足会”。
随后放足运动慢慢在中华大地兴起，连慈禧也曾迫于形势下诏“放足”，再到孙文先生下令劝禁缠足。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完全把这又臭又长的裹脚布扯了去，同时也解放了思想，让中国儿女真正站直了、站稳了。
这场漫长的放足运动，伴随了近代中国的大革命，也是整个中国革命的前哨。
一双小脚承载了中华民族，千年的辛酸苦辣。
一路上，陈缘一会脑海中胡思乱想，一会又对眼前所见所闻，心生赞叹。
不知不觉间，手里竟被塞了好些传单，都是些酒楼茶座的广告。
这是梦里也不曾得见的魔幻之地，像这样站在街上一整天，陈缘也不会觉着无趣。
一时间，他就刷新了对于古代中国，沉闷僵化的刻板印象。
相反，这本该比清末民初更为老旧的时代，却让陈缘感受到了鲜活，每个人都如此的生动鲜活。
将传单扔进旁边的垃圾桶，陈缘看着脚下的排污渠。
“叔叔见谅，从没见过这等的风貌，一时忘形，怠慢了叔叔。”讪笑道。
“不妨事，你尽兴便好，甭顾着我。我平日也没得闲，正好这些天，咱们一起好好转转。”
“叔叔平时都忙些什么啊？”
“为兄在大公院谋职，没什么本事，干的都是些帮闲的活计。”
“可是当年神女建言，开设的两院。其大公院是以大公至正、大公无私之道，补偏救弊、扶危救困之所。叔叔高义，行的乃是助人的善举啊。”
“别抬举我，只是在其位，谋其事罢了，说白了就是工作。为这事，曾经没少挨父亲的骂，以他老人家话说，‘咋就成了你们这帮人在做好事了，那是国家制度好。好的制度不需要你去做好事，只需要你尽职尽责就行。别觉着，自个儿有多了不起，随便换了一帮人，没准比你们干的更好。那些掏粪的，卖笑的低贱活，不都一样在做好事嘛。你比人还不如呢，至少别人比你更自食其力。真正值得称颂的，是神女这样的先贤，是他们建立起了真正利国利民的国家制度。’也确是如父亲所说。但世间，不平不公的事太多了，大公院能做的，也只是纠正了些许偏差，让一些流离失所的孩子、孤寡无助的老人，能有个容身之地而已。”
陈缘道：“师父高论，弟子也会谨记，万不可自视过高。但郑叔所言也太过轻描淡写，大公院又岂是只提供了些容身之所？听闻历代的大公院首，都是出自其救助的这些孩子中。这些孩子里，还出了布衣商人曾度，齐国首席女博士孙荣幸等等，大公院为齐国培养的人才，可是多得不胜枚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