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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雨中，一辆三轮车奔驰在江堤上。
车上，秦晴揭开三轮车挡风帆布的一角，朝外张望，风雨打湿了她的头发，她也浑然不觉。顺着她目光所及的方向是烟雾濛濛的江畔挡水柳树林。柔弱的枝条，在浑浊的江水中摇曳。
穆广挨着她，半个屁股就位坐在她身边，一言不发，他知道，秦晴在深切地怀念着易洲，他能说什么呢？
秦晴过去一直扎着马尾巴，现在放了下来，头发刷下来，遮挡了半边脸庞。这垂落的头发像屏风一样屏蔽着秦晴的世界，把穆广拒之门外。
穆广没有叩击这扇屏风，而是保持着自尊，利用这个空闲，想着自己的心思——
穆广跟秦晴既是同龄，又是同学。从小学到初中，秦晴与穆广，由青梅竹马渐渐发展到暗自相悦。
1973年，也就是穆广初中毕业的那一年，县委组织部提拔李文诚担任高河公社书记。李文诚是土生土长的高河公社江心洲人，他要改变江心洲人的命运。
这年冬天，江南江北奇寒酷冷，沿江冰封，芦苇中不见鸟，江水里不见鱼。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同时发动社员兴修水利，疏河道，筑圩堤，铺道路。公社书记李文诚召开广播会，他的誓言是：把江心洲的圩埂挑得跟无为大堤一样高，一样胖，一样墩实。那样的话，洪水来临，就不再把洲区当行洪区主动放弃了。对生活在洲区的村民来说，每一次行洪都是一次灭顶之灾，家产和庄稼一起归零。退水后，各家的生活从毛竹筷子开始，从头置起。
十四岁的穆广参加了那次兴修水利大会战。经过战天斗地的洗礼，穆广仿佛一夜之间长大成人，一个冬天长高了五公分，并且跟一位好心的大爷学会了旋网打渔的绝技。一开始生产队给他按半个劳动力计工分，一天计五分工。到结束时，计到八分工。那时候，他母亲秦采芬在生产队劳动只计七分工。
第二年（1974）开春，穆广主动辍学，和母亲一道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有很多次，秦晴背着书包，下意识地经过穆广家门口时，忽然想到穆广已经不上学了。她觉得，凭穆广的天分，不应该一辈子拴在江心洲这片飘摇的土地上。
当时，秦耕久找李文诚，力争革委会批准在江心洲创办一所耕读学校，就叫江心洲小学。李文诚说，办学的经费控制在县教育局，要报批。江心洲隔江渡水，交通不便，就算报到县教育局，教育局的人也很难来高河实地考察。不来考察，不能上会，批准又从何说起。
秦耕久提出，不要教育局批，办学经费大队自筹一半，另一半由公社拨款。李文诚把手一摊：“你们大队那一半从何而来？”秦耕久提出，请公社允许大队办一间水磨石厂，这个厂的盈利用来办学。如果县里不同意，那就叫县里批准我们办小学。
李文诚指着秦耕久的鼻子：“你这是将了县教育局一军。”
秦耕久狡黠一笑：“捎带，也将了县二轻工业局一军。”
这些想法与李文诚暗合，他把右拳头砸到左手掌上，说：“有想法，也有搪塞的理由。你们干吧！我没看见。”接着又补充一句，“偷偷干，别出事。”
秦耕久一啧嘴：“什么叫偷偷干，应该叫悄悄干。”
“对！悄悄干，蹚一条路子。”
秦耕久决定由大队会计毛鉴民兼任校长，聘用民办教师，工资按整劳动力的一倍半计算。
这是一个让人眼热的职位！
秦晴在父亲面前用尽了死缠烂打的手法，竭力把穆广推上这个位置。秦耕久也想借此机会弥补对穆孝林之死的愧疚。
毛鉴民翘起二郎腿，点上一支烟，慢悠悠地说：“这个这个，穆广这孩子嘛，嗯，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问题出在他的家庭出身，中农成份。本来江心洲办小学就没有得到正式批准，加之，大队利用这个由头，办水磨石厂。办厂要经过县里二轻工业局批准，没有批准就是非法的。做非法的事，就是违法乱纪。办学和办厂，两件未经批准擅自行动的事之外，再加上一个中农成份在当教师，这整个江心洲就成了‘封资修’典型了。”
“扯蛋！”秦耕久拂袖而去。
搞不定毛鉴民，秦耕久没好对女儿讲实情，女儿对他误解，说：“你不把穆广的事办了，我就罢课，不上学了。”
这件事僵持了一段时间，毛鉴民以公社领导为借口推荐来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易洲。
易洲当上了江心洲小学教师，也是这个学校唯一的教师。周一到周六上课，周日扫盲。学校创办期间，毛鉴民建议易洲住在大队书记秦耕久家。
秦晴读到高二上，真的退了学。
第二年，毛鉴民把校长职位让给了易洲，易洲住到学校，依然在秦晴家搭伙。
李文诚推动广播工程，大喇叭进村，小喇叭入户。公社和大队设广播站。秦晴当了大队广播员。秦耕久经常让易洲写广播稿，让秦晴播音。秦晴与易洲耳鬓斯磨，日久生情。
穆广对易洲的怨恨是不可调和的，但他只能把一切都埋藏在心里。
由于人多地少，仅靠农业不能养活社员，高河公社书记李文诚号召社员们想方设法发展副业，利用农闲时间，编芦席，做手艺，捕鱼，跑运输。
以穆广的家庭条件根本没办法学手艺，他除了老老实实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外，趁早摸晚打渔。到了冬季，他就在高河公社的供销社租用手扶拖拉机跑运输。
穆广家的生活一天天地起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