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西汉帝国

　　秦末天下大乱，刘邦和项羽趁势而起。项梁立楚王的后代为楚怀王（后改为楚义帝），并且各自举兵讨伐暴秦。刘邦于公元前207年12月率先攻入关中，秦王子婴投降，刘邦入据秦都咸阳。项羽未实现“先入关者为王”的约定，后退军霸上。此后，项羽渐握大权，并建立西楚，分封诸侯，立楚怀王为楚义帝，自封“西楚霸王”。一共分封18个诸侯，将刘邦封在蜀地，且将刘邦的封国国号定为汉。公元前206年八月，因楚义帝为项羽所弑，刘邦挥军东出，拜韩信为大将，公开声讨项羽，拉开了楚汉之争的序幕。前期虽屡屡受挫，但知人善任，重用韩信、张良、萧何等人才[3][4]，在最后的垓下战役中，刘邦赢得胜利，项羽自刎乌江，西楚覆灭。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大军行至氾水之北时，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等诸侯王联合上书，请求刘邦称帝。经过几次谦让后刘邦才答应：“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于是，二月初三在汜水之北的定陶（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称帝，建国号为汉，史称西汉。刘邦原想定都洛阳，后来娄敬向刘邦指出：应定都关中。娄敬详细地分析了将国都定关中的好处使刘邦下定决心，并拜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氏，当天即下令定都关中。[6][7]刘邦车驾由洛阳入居关中，开始先在秦国旧都栎阳暂居，同时命少府阳城延在原秦都咸阳以东的长安乡修建新城，至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二月，始具规模，首都从栎阳迁往长安。自此长安成为西汉政治中心。西汉建立后采取“休养生息”的国策。休养生息政策自刘邦开始，历经几代统治者，执行了六七十年。取得“海内殷富，国力充实”的成就。班固曾言：“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刘邦称帝后采取“郡国制”，郡县和封国并存，在中央实行与秦朝相同的三公制，地方实行分封制。皇帝分封侯国和王国，其中侯国只享有封地内的税收而无军事和行政权并受郡的管辖，而王国则拥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对内注意兴修水利，减免赋税，为恢复农业发展创造条件；对外则和亲匈奴，维持边区和平。汉初的政策对恢复经济有显著效果，但亦导致一些弊端，对内的轻徭薄赋政策，令地方上一些豪强势力日大，形成土地兼并；对外则匈奴寇边日频。刘邦晚年对有大功的异姓诸侯王起了猜忌之心。韩信最终被萧何用计被吕后处死，随后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王也相继被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刘姓诸侯王。刘邦曾立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2][9]前195年，刘邦在讨伐英布叛乱时受伤，不治身亡。[2][9]
　　刘邦死后，吕后逐渐掌权，继位的汉惠帝因受到吕后的刺激抑郁而终，汉惠帝死后，吕太后连立前后少帝为傀儡，并渐渐削弱刘氏，并封诸吕为王，掌握朝政长达八年。
　　吕后死后，大臣不满吕氏干政，太尉周勃、丞相陈平施计夺取吕氏的兵权。并迎立刘恒继帝位，是为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减免赋役、主张宽刑，其子汉景帝刘启即位后沿袭，文景二帝主张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倡导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使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在此期间国力显著增强，史称“文景之治”。。
　　公元前167年七月，文帝下诏“除田之租税”；公元前156年六月，景帝“令田半租”，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的定制。文景时还减少地方的徭役、卫卒，停止郡国岁贡，开放山泽禁苑给贫民耕种；并颁布了赈贷鳏寡孤独的法令。这些措施的施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粮价也大大降低，“谷至石数十钱”。文景时期，文帝、景帝以”无为而治“，在恢复经济的同时，“惩恶亡秦之政，伦议务在宽厚”，推行“约法省禁”的政策，废除一些严刑苛法，如妻孥连坐法、断残肢体的肉刑等，并减轻笞刑，以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因此，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不求细苛，以至有“刑轻于它时而犯法者寡”、“断狱数百，几致刑措”之说。这和秦时“断狱岁以千万数”的惨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使专制统治进一步巩固。文景时，“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至汉武帝即位时，国家财政又上了新台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经过文景之治的治理，西汉国势蒸蒸日上，为大规模反击匈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5]
　　汉景帝在位期间进行削藩，爆发七国之乱，委任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后，汉廷设法剥夺诸侯王的力量，加强中央集权。文景时期，西汉仍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然匈奴仍屡屡犯境，边患日益严峻。汉景帝死后，刘彻即位，即汉武帝。汉武帝在位期间对内颁布推恩令，削弱诸侯王势力；并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对外派卫青和霍去病反击匈奴，将匈奴驱逐至漠北，始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但对外的战争也大量损耗了国力，赋役繁重、刑罚严苛导致后期发生民变；因开销甚大而创立“均输”、“平准”官，与民争利。另外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了中国专制社会的正统思想。汉武帝时期，四处征战，吞并卫满朝鲜、收复南越、降服西南夷、远征大宛，开拓了北抵阴山、西逾葱岭、南包交趾、东并朝鲜的辽阔疆域，奠定了汉地的范围。汉武帝在位期间奠定了西汉强盛的局面，故有“功莫大于秦皇汉武”之称，汉武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有建树，因此历代史学家对其充分认可，当代伟人***亦非常欣赏汉武帝，称其“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已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汉武帝晚年颁布轮台罪己诏，自我反省过错，重启汉初的休养生息、轻徭薄赋致使国势趋于稳定，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刘彻之后，汉昭帝、汉宣帝相继即位，任期内西汉经济繁荣、政治稳固、文化昌盛、科技发达、疆域辽阔、四夷宾服，被今人合称为昭宣中兴。汉宣帝刘病已汉宣帝时期，西域各国纷纷脱离匈奴归附西汉，中原与西域交往逐渐频繁。公元前61年击败西羌，后委任将军赵充国实行屯田，加强边防，使羌人归顺。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万余人归附，郑吉大破车师、威震西域，汉宣帝在乌垒城正式设西域都护府，监护西域诸城郭国，总管西域事务，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正式将西域纳入中国版图。匈奴呼韩邪单于于公元前51年朝见汉宣帝于甘泉宫，降服匈奴为北藩解决边患问题，促使西汉国力达到极盛，史称“孝宣中兴“。前49年十二月，汉宣帝驾崩，太子刘奭继位即为汉元帝，汉元帝在位时期崇尚儒术。前36年，匈奴郅支单于被陈汤斩杀于康居，发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代强音，至此唯一反汉的匈奴单于被剿灭，汉匈战争告一段落。前33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亲，刘奭以宫女王嫱与之和亲。刘奭在位后期，因土地兼并盛行、中央集权衰落、阶级矛盾加深致使西汉由盛转衰。西汉后期，政治日益腐败，土地兼并成风，社会动荡不安。面对这种形势，有不少人向朝廷提出解决危机的办法。[14]汉哀帝时，大司马师丹针对当时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的现象，提出对贵族豪富占田及奴婢的数量加以限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提出详尽的措施：从诸侯王到吏民百姓，拥有田产最多不能超过三十顷；占有奴婢的数量，诸侯王不得超过二百人，列侯、公主不得超过一百人，关内侯、吏民百姓不得超过三十人；富商大贾不得做官、不得拥有田产；田产、奴婢数量超过以上限制者，一律没收入官；官奴婢年在五十岁以上者，可以免为庶人。[14]由于当时绝大多数豪强地主、贵族官僚都早已超过最高限额，因不愿放弃自身利益，所以这个建议刚一提出，即被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切中时弊的建议无法实施，荒诞、迷信的理论蔓延起来。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宣扬汉代将终，应当改朝换代，甘忠以假鬼神罔上惑众的罪名下狱病死。甘忠的弟子夏贺良又提出汉历中衰，当更受命的理论，他对汉哀帝说：成帝不应天命，所以绝嗣。现陛下久病不起，灾异屡现，正是上天对世人的警告。为了延年益寿，生育子女，杜绝洪水灾异，应当更改年号内外交困的汉哀帝，在黄门侍郎李寻、司隶校尉解光等人的怂恿下，将这种作法当成救命的稻草，宣布再受命，主要内容包括：改建平二年（前5年）为太初元将元年，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一个多月以后，汉哀帝的病情没有好转，却发现夏贺良与李寻、解光等人串通勾结，企图罢退丞相、御史，以李寻、解光辅政，进而控制政权，遂将夏贺良下狱处死，李寻、解光也被流徙到边郡，此时的刘姓皇统在社会上、包括一部分官僚地主中，已经失去威望，外戚世家出身的王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崛起，王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颂其功德者竟达48700人，各地方官吏也不断向王莽献祥瑞，为其制造代汉的舆论。王莽就在地主官僚的拥护下，由“安汉公“到“假皇帝“，终在公元八年十二月，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