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求险

　　“碧海”在一座小岛上过了一夜，从遥处还可以隐约见到地平线上的火山，将半边天映得猩红。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粉红的阳光混合着空中弥漫着的尘埃将天空染上了轻快的淡紫色。
　　虽然是早晨，但热带的风候已让人感到仿佛在一个大蒸笼中，即使是昨夜早已备好的茶汤，到了早晨也依然烫嘴。高温的空气中混杂着各种各样的味道，雪松木板的清香，海水淡淡的咸味，东风刮来的硫磺的腥味，不断地侵入舟人们毫无防备的鼻腔之中。
　　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出发时轻快的心情——这些岛屿和火山引领着人们航向南方的陆地。马田若泽告诉舟人们，自岛北崖汀而去，先以乙卯针行十里，后折返行丁未针约一百五十里，即可抵达霞浦。舟人估算了一下预计还需要五个时辰便可靠岸，内心自然无不拊髀雀跃，兴奋不已。
　　船悠悠然地驶在海上，到了傍晚申时的时候，船上的人们发现眼前的海面逐渐到了尽头，吕宋的山峦慢慢地显现出来。落日的余晖将山峦的轮廓凸显出来，山间漂浮着一些乳白色的雾霭。
　　舟人们在船上来回走动，谈笑风生，可大家都知道这是暗地里与世界在较劲。何时摆舵，何时摇橹，何时张帆，往往都需要沉静的指挥、精密的计算和愉快的心情。海面上虽然波澜不惊，但人们都谂知自然的力量往往不显山露水，它们都蛰伏在肉眼难见的晦暗里，随时将光亮中的人吞噬——在漫漫长夜中的寒冷瘴气，在幽暗的潮汐内的漩涡和礁石，在连绵的山峦之下随时喷薄而出的烈焰，在茂密的森林里的毒蛇猛兽。人生亦是如此，生活的光景，看似昭昭可见，实则皆为冥冥之中的命数所系累。
　　从浪漫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们聚集在一起，用智慧和自身的力量与大自然和命数相抗衡。那么一个成熟的社群就是与自然斗争的成果。可为什么舟人们却要远离自己出身的社群，来到海外求险呢？为什么他们还要离开他们所处的群众文明，将自己孤独地抛到广阔的自然之中去面对种种力量呢？
　　这种探险的精神，直至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把旧世界的乌托邦打得粉碎，才悄悄然地画上了止息符。一切都是机缘巧合，也或许是大陆两端不约合同的共谋，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波澜壮阔的海洋，拉开了旧世界的序幕。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旧世界处在古今之间，与现代不同，却也与古世界纠缠不清。它源于郑和、哥伦布、麦哲伦，成于黎塞留、柯尔贝，盛于小皮特、塔列朗，最终成为了普鲁斯特、卡夫卡笔下的忧伤。
　　虽然古代男耕女织、耕读传家的训导没有远去，但时间的步伐早已经将星球上的居民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血统、门阀、财富仍然在社会中占据着主宰的地位，人们为了家族荣耀而作的努力，却开创出了个人的光彩。站在旧世界落幕处的列维-斯特劳斯已然对人们的这种求险的精神做了最好的总结——追寻权力。无论是考察其他人类最原始的鲜活性，还是宣誓浩浩天威，抑或是去寻找隐匿的财富，旧世界的这些故事都总是围绕在对权力的追求之上。
　　旅行、求险，便在这个旧世界中占有着它最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去寻找与人无关的自然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最流行的幼稚观念，人们为自己所在的社会构造了一面镜子，理解为社会人的禁足之地，称其为“大自然”，幻想着人们能够在其中攫取无穷的权力与财富——南美的黄金和白糖，巴西的红色染料，印尼的胡椒，北美的杉树，满洲的貂皮和东珠，分别装点了西班牙、葡萄牙、英格兰和满清君主的裘袍和冠冕……
　　但另一方面，是在逃避。按照亲亲尊尊永恒社会的构想所筑成的机器仍在无情地运作，生活在其中将近两千余年的人们早已自觉生活枯燥乏味，无论是谁人都厌倦了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以法兰西的宫廷中才会有宫女将胡椒种子当作糖果来吃，所以英国上下才会热心追捧加了白糖的红茶，所以朝廷中的阁老才会披着各类貂皮，所以才子骚客才会苦心钻研关外蘑菇的烹饪方法，这不过都是为了那些无法逃身社会的人们提供了新的感性经验，以便能够让他们短暂地逃离社会中每日的繁琐，沉浸在梦幻和幻想之中。在社会机器中的上层都已如此，更何况那些被机器推到大陆尽头的人呢？
　　“碧海”上的舟人们，大多就是这类被社会机器推到海上的人。他们操着各自的方言，或是因为破产，或是因为土地兼并，或是自古以捕鱼为业，但最终都被迫来到海上，从此便不能再随意上岸。官府称他们为“疍家”，或是用“蜑家”，从不把他们当作善类，迟至清乾隆年间皇帝才下敕令允许有足够财力的疍家上岸居住、参加科举。
　　早在南宋时期，前往岭南任职的周去非就在《岭外代答》中描写到了他们，说“疍家”的小孩子终日游荡在水面上，只在腰间系上绳子，以免遇溺；有时候得以上岸，这些疍家子弟便在海岸爬滚，一丝不挂，周身漆黑，与水獭无异。元延祐六年，东莞县张维寅在一封上报朝廷宣慰司的陈情书中，也说他们都是海贼的子孙，“兽性鴃舌，椎发裸体，出入波涛，有类水獭”。嘉靖年间的学者描述他们不冠不履，愚蠢无知，连自己年纪多大都不知道，要么住在海上的离岛像禽兽一样活着，要么成为名门的奴仆。明末清初的屈大均驳斥了这类荒谬的观点，但在他的时代，“良家”仍然不会轻易与“疍家”通婚。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文人士大夫的一场合谋——他们好奇地考察着所谓的化外之人，不过只是远观，仍努力地与他们划清界限。但是在士大夫眼中的这些所谓野蛮人，本身就是从他们所处的社会中走出去的，或者说本来就是他们社会中的一部分。即使这些“疍家”和士大夫们有着同样的外貌，说着同样的语言，同样被编进了户籍和里甲，同样向朝廷缴纳税款，士大夫们也总是不屑与他们为伍。
　　于是“疍家”各自组成了社团，他们组建起了自己的舰队，还给船只装备了最先进的火炮，终日游离在大陆的海外。他们有时是聪明的生意人，有时是冒尽艰苦的采珠人，有时又是烧杀掠夺的海盗或倭寇——这取决于他们一种复杂的情结。他们既希望于在海洋之中夺取到财富，从而在原来的社会中获得他们应有的权力和地位，但他们也厌倦了在原来社会中的苦闷，期待逃避那些上层名流们鄙夷的眼光。他们往往可以轻而易举地登上海外的陆地，却往往难以踏上家乡的故土。这便是旧世界中社会边缘的人们所享有的共同情感，无论他们是在爱尔兰、德意志，还是在中国、日本。
　　但毫无疑问的是，“疍家”们看到的世界，比士大夫们所看到的，要更为开阔：他们熟知和兰、干丝腊、蒲都丽家的区别，而不会笼统地称他们为佛郎机；他们见过宽广的海面，见过喷发的火山，见过茂密的热带雨林。他们能在波涛之中与荷兰的远征舰队一较高下，能与西班牙的珍宝舰队打的不分高低，乃至最终士大夫们的朝廷在灭亡之际，也不得不求助于这些他们从来都看不起的“疍家”和“海盗”。。
　　“乘船游大海，放棹弄鲸涛。世界何其小，舟人亦壮豪！”——这便是最符合他们的诗句。
　　让我们最终来总结一下在“碧海”上漂泊着的舟人们在他们故乡的地位吧。考古学家们在中国香港的新界区大埔墟外的汀角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关帝庙，这座小庙庙门处立有一块清乾隆五十年《重修本庙题助碑》，上面密密麻麻地罗列了一大串名门大户和朴实村民的姓名，捐款有多有少，都是为了修缮庙宇，碑文中最后一行写到：“碑内无名，子孙永远不得在此读书。”后来人们又在关帝庙内又找到了一块《题助客碑》，也是清乾隆五十年立，其中以略略潦草的字迹记载了“疍家”曾以“罟船”的名义捐款修庙，而许多蜑民要比《重修本庙题助碑》上所刻录的人要慷慨的多，但他们的名字并为出现在《重修本庙题助碑》上——捐钱，可以；读书？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