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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栽了这么大的一个赃，简直是奇耻大辱，这把我的脸臊的，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
冯和陈易翔的父亲在前面走，我在后面低头跟着。路过讲台的时候，我知道全班同学都在看着我，我包括芝兰，那一刻他看我的眼神肯定是鄙视和嘲笑，或许还有那么一丝怜悯？我不知道。
到了办公室，冯坐着，我站着。对，我又进行了一番逼问并提出严厉的批评。他就一条道跑到黑认为就是我拿了陈易翔的铅笔。
我也不能平白无故做冤大头，极力为自己辩解了几句，她却从桌子上抄起一把尺子来，边打我的手背边说道：“这么小就学会偷东西，长大了你想进监狱啊？”接着他还连续问我：“你还偷不偷？你还偷不偷？”每问一句，她的尺子便落在我的手背上一次。
想到自己心里的委屈，我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她打的实在是太疼了。为了不吃眼前亏，我只能被迫承认。
“不了。”我这句话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大点声说。”
“不了。”我提高了一点声调。
“再大声一点。”
“不了”我又提高了一点儿声调。
冯这时站了起来，拿起了她的教案和课本儿，要我跟她走，我这时松了一口气，以为完事了呗。可是他并没有回到我们班的教室，而是带我走进了一年1班的教室。一班的班主任是一个男老师，他看见冯带着我进来站在门口，不用问就知道冯的意图，不再对他的学生们讲话。
冯用手推了我一下，指着一年一班的学生们问我：“跟全体同学们说你做了些什么？”
这时我心里明镜似的，所有人包括老师，都像看着耍猴儿一样的看着我。不单单是因为我的“错”，也是因为我特别。一下子，我的眼泪再一次涌了出来。
“我拿了人家的东西。”我哽咽着说出一句。
“拿了什么东西？”冯追问。
“铅笔。”
“错没错？”
“错了。”
“以后要怎么做？”
“好好地。”我边说边抹眼泪儿。
就这样，同样是她犀利的问话和我哽咽的回答。从一年1班一直轮到一年4班。
这是我记忆中在学校遭受的最严厉的一次惩罚，并且还是个冤假错案，比窦娥还冤。
这种被老师平原无故冤枉的事情，可能患了其他正常的孩子，肯定会回家诉苦然后由大人领着找老师来平冤昭雪。但我并没有这样做，默默的把这件事儿压在心里直至烂掉。这也可能是有缺陷的的一种正常的心理，害怕把事情搞大了，会更加突出自己的缺陷，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想的。
大概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因为我肯定是小偷，大多都来嘲笑我。下课的时候，还有同学跑到我的身边做哭泣状，嘴里说着“好好地”，然后就引起同学一阵哄堂大笑。我那时太单薄弱小，寡不敌众无力辨解，只有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默默的承受这一切。
只有一个人跟他们不一样，就是肖峰。他不仅不相信我偷了人家的东西，放学的时候还主动跟我一起走，边走边安慰我，跟我一起分析案情。我很感动，也许就是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觉得肖峰这个人可以做一生的朋友。
我到现在都搞不明白，陈易翔的那些铅笔头是怎么跑到我的书包里来的。肖峰那天放学帮我分析两种可能。一种是陈易翔自己放进去的。他总把铅笔霍霍的不成样子，也许他怕回家被他爸爸揍，所以都塞给了我。后来证明这小子也真的并不完全傻，在他脑子里也有很多人的思维。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有人想看我的笑话，搞恶作剧，特意把铅笔放进我的书包里的。不管是哪一种可能，对我原本就弱的自尊心来讲，都是一种重大的打击。
从这件事情以后，我心里头就恨陈易翔一个大疙瘩，同时对他又哭笑不得。像他这种傻子打打不得，骂他又不懂人话我，又能怎么办呢？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也不完全傻，其实脑海里也有很多正常人的思维，当然这是后话。
为了不让这种悲剧重演，以后我每次放学回家之前，都仔细的检查我的文具盒和书包，哪怕有一块多余的纸片，我都会拿出来扔掉，不给别人留下任何能够冤枉我的证据。
没过多久，也就是到了一年级下期的时候，陈易翔不再来上学了，有同学说他退学了。可能他的家长也认为他这种情况根本就不适合上学，送到这儿也是瞎耽误工夫，还不如领回家放养算了。。
陈易翔的离开让我欣喜若狂，终于摆脱了这个世界上让我最膈应的一个人，终于可以让我的眼前变得清静了。
但事实上，这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就是一件好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