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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翠虽没读过书，但收钱找零的加减法乘除去却算得最快。她到底年轻，拿冰棍、撬汽水的手脚也利索。不到一天，她摸到找零钱的原则，那就是年轻人往往不太算帐，宁可少找，不能算错了多找，几分钱一笔的生意，亏不得。
那时的冰棍是三分钱一根，人民币的币值有一分、两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然后是一元、两元、五元，还有三元的纸币，最大面值是十元。据说新中国成立不久，有外国记者问周总理，中国的积蓄有多少？问话的意思是说中国很贫困，让周总理难堪。周总理的机智回答是中国有18元8角8分，正是当时的币值之和。那时，小面值的还有金属币，比如一分、两分和五分。如果有人拿十元买一根冰棍，零钱要找一大把。
中饭、晚饭是马书香带着两个弟弟做的，她们来摊点玩和看过几次，知道大人们忙，就将做好的饭菜送到摊点上吃。晚上八点，马知元不再拿货了，才在路灯的光照吃晚饭。大概是饿了，虽然饭菜都凉了，却吃得香，连夸书香他们做菜水平有长进。
晚上十点，最后一场电影散场后，他们收了摊，将车推回家。马书乐和书汉本已睡了，被震天动地的车轮吵醒了，兴奋地起来，想知道今天家里赚了多少钱。他俩还打了赌，一个说十五元，一个说十八元，谁输了谁明天扫地做卫生。
马知元却没回家，他拎着保温桶去找单位食堂的师傅，将没买完的冰棍送到单位食堂，存进冰柜里冰着，幸好单位隔得不太元，不到半小时他就回了。
他回到家开了屋门，刘家翠和叔爷、妈妈几人正在清钱，清完了一算账，今天一天赚了近二十元，是刘家翠半个月的工资！
一家人振奋了！几个小孩子对钱虽然没有太大概念，但受气氛影响，也表示今后爷爷奶奶买冰棍没时间做饭，我们可以自己做。
然而，也有问题，平时只爷爷奶奶守摊的话，一是他俩拿货得背着保温箱要走着往返，而最近的冰棍批发点有两站多路，不通公交车，一趟往返得一个多小时，这是个大问题。
二是饮料，饮料放不坏，批发点却有些远，虽说可以一次多批几箱存放家里，往返家里要近一些，或者早上出门可多带一些，但饮料重，往返家里拿货一次拿不了多少，费时间不说，多了很累。关于饮料的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年轻人要冰镇的，冰的可以多买一分钱，但他们却没有冰镇。
三是老年人手脚慢，而且跟城里人打交道少，听不太懂城里人的话和外地人说的方言，而且他俩是老人，不会说普通话，他们的语言很多客人也听不懂。
当然还有别的问题，得一一商量解决办法。
第二天的生意略差一点，但也赚了十二三元。几人一边忙活，一边接着商量，一直到晚上睡觉前，还在商量着。
商量的结果是：
一，买一辆三轮车，让爷爷可以骑车拿货、取货，饮料什么的即使多拉一些也不费劲，速度也快得多。
二，家里要买一台冰箱，白天买不完的可以冰冻保存，有些已融化发软的也可以再冻结，不至于浪费，还可将旺销的多批发一些保存，免得总要去跑批发点，回家取货节约时间些。同时冰箱的冷藏箱也能冰镇饮料。天气再热一点，也像对面的李跛子一样，买一个大保温桶，用自来水和批发来的冰块冰镇汽水。
三，刘家翠今后尽量只上早班，下午早一点回来好做生意。好在同事们难得走早床，不喜上早班，她正好两边兼顾。
四，写信回老家，让马知芬、马知芳帮忙，找一个灵光的大些的男孩子，至少要会骑自行车的，到武汉帮忙做生意。
几天后，他们借了钱买回一辆三轮车。
要提防三轮车被偷，他们为车配了两把锁，一把铜锁锁住前轮和笼头，另一把铁锁锁住侧后轮。每天夜里回家，要用铁链子把三轮车与住房窗户上的防盗网的钢筋窗楞连接，套住锁在一起。睡觉时，不管多大风雨，至少保留一扇窗子留个缝隙不关紧，以听到屋外三轮车的动静。即便有这些措施，马家的三轮车仍被偷了几次，有时不知觉间车就没了，小偷的伎俩和大胆让人防不胜防。有一次马仁成批了货回来，老远看到摊上有人排队买冰棍，就将车停在摊位后的路边，是怕偷还用铁链将车子前轮与旁边的一棵树锁在一起，就拿了货到摊位上帮忙买了几支雪糕，再一回头发现车没了。大约是小偷随身带了建筑工地上剪粗钢筋的液压剪剪断了铁链，麻溜而轻悄悄地骑跑了。
买电冰箱却是要托关系的，普通人即便有钱，没有票和关系也未必能买到。打听了一圈人，终于凭街道幼儿园的介绍信和申请在商场买到一台，而且塞了对方经理一条永光牌的好烟。这是他们家当年最值钱的家当，是要摆在客厅醒目位置的，花了700大洋，相当于夫妇两人大半年的工资。当年不是为做生意，武汉市的人几乎没人会买这东西。
再过小半个月，马知芬带来了一个愿意来武汉帮忙的老熟人——叶秀枝。
两人来的时候，叶秀枝一年四季的换季服装和日用品也都带了，两人拎了四大包，显然她是打算长期做下去的。一问，她已跟校长辞了职，她的课已有人代了，孩子也早就送到娘家去了，她是准备铁了心来武汉的。
对她到来，马知元夫妇充满疑问。刘家翠认为原与叶秀枝交情不错，私下里问她，叶秀枝倒也说地磊落，她说：
“刘姐，我就是想借机会熟悉下武汉，看有没机会也能在武汉落下脚根？何况哥嫂开的工钱也不错，包吃住外一个月还有落下二十元呢。你知道，在我们农村一个女人的工分一个月值不了这么多钱，快赶上一个男劳力了。”
马知元也把他妹叫到一边，问她：“我信上不是说，希望找一个大一点的男孩子么？”
马知芬答道：“哥呀，农村里大一点的男孩子不好找，他们既没做过家务，也不会做什么生意，问了几个，小一点儿的听说要帮忙卖冰棒什么的都不愿意来，可能是觉得做小生意没出息吧，我也怕找来了未必能帮你。再大一点的就是男劳力，是家中的顶梁柱。更关键的是，许多家里怕武汉有狼似的，不放孩子出来，说想多挣几个钱儿在农村做副业也一样，怕孩子在武汉学坏了。我找好了几个作比较，觉得还是叶秀枝要好。她想来别人未必想来，这就不一样。她勤快，能言善语，有文化，还真能帮得上你们，她还能跟咱爹娘和嫂子相处，算挺合适的人呢。”
马知元想了想，说：“你说的不错。”
他又接着说：“可是，她毕竟是结了婚的人，有家有口的，会记挂着家里，而且她当初一心想当老师，在农村当乡村教师应该不错了，是个铁饭碗，也受人尊敬，她怎么就愿意来呢？张志雄不会有意见么？”
马知芬压低下了声音，像是怕隔墙有耳似的，说：“唉，叶秀枝也是造孽人，我说的这事她是瞒着别人的，你们也装着不知道哈，千万莫跟老家的人提起，免得有人背后嚼舌头。她结婚前有一个喜欢的人，是一个上海知青，她生的孩子就是原来那个知青的。她怀孕不久，那知青忽然被上海的家人接走了，她走投无路才嫁给了张志雄。”
马知元沉吟一会儿，才说话：“嗯，怪不得当时你们都在说她，人漂亮，有文化，还是当老师的，嫁妆还好，一朵鲜花插在牛——”
马知芬打断了，说：“是呀，她嫁来的时候就有人说，她怎么看得上张志雄？生孩子的时候，有人也说奇怪，才嫁来几个月就生了。她是黄连命，苦呢！这事你们装着不知道，千万莫在她跟前提，人要脸树要皮，伤人脸皮是要命的事儿。叶秀枝谁都没说，她认我当姐，我们经常一起做裁缝活儿总聊天，她才跟我说的。”
马知芬嘴巴一向利索，接着说：
“再说她当老师吧，她文化水平只有初中，进入中学没当语文、数学这样的主课老师，就是校长说怕她文化底子薄，上课吃力，建议她当副科老师的。她自己也是怕万一被学生问住了，出糗不好，同意选了副科。但是，我们不知道，她在学校一直是代课老师身份，一直没编制，校长报了，上面没批。而从别的学校转来的和这两年新分配来的都是正式老师编制，虽然薪资待遇一样，但毕竟对她的前途是有影响的。校长说，可以派她去师专进修提高文凭，或者去专项进修提高教学水平，好像是要拿一个什么证吧，才好转编制，中学教师比小学教师的要求多一些。校长还说，或者让她要转岗做后勤行政工作，但转岗叶秀枝也不甘心，这事就拖下来了。但她的追求好像也不只如此，她比我们对大城市生活的向往更强烈一些，我看得出来，她既然想来，又是隔壁两墙的，总不至于事情不做好，只想过好日子吧？我看她做事还是踏实的，我这几年好些裁缝活也给她做，有时熬夜赶活到一两点才睡觉，第二天她正常上课，还是能吃苦的，因此才带她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