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

　　和“厚德”留学的马丽丽老师聊天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跟她大概描述了一下我对于自己留学的规划。当时我毕竟也已经走访了好多留学公司，有了些经验，再加上我申请的建筑学并不是什么很热门的专业，所以我知道大部分留学机构对于我所申请的这些院校和所需要的材料肯定不是很熟悉，甚至可能从来都没有“操作”过。如果是其它规模比较大的公司，还不等我说完，相信那儿的老师肯定已经打断了我的话，张口说道：
　　“这位同学，不好意思，你所提供给我们的这份大学列表里面，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录取条件太高，我们并不建议你花费时间和金钱在这两所学校上面；普拉特艺术学院我们从来都没有操作过，对这所学校的情况不太熟悉，所以也不建议你选择；另外您能否考虑换一个专业、或者不同的院校申请不同的专业呢？因为我们公司做了这么多年留学行业了，还很少看到申请建筑专业的学生，我们对于这个专业的申请不是特别熟练。现在出国留学的热门专业是商科、会计、精算、计算机、工程这些，比如你列表中的宾州州立大学就是以工程和商学院最为著名，华盛顿大学排名居首的也是商学院！”
　　看着这些留学老师们在我面前唾沫横飞、手舞足蹈地讲了一大堆，我却越来越皱紧了眉头，这些所谓的大机构哪里还有一点为留学生们服务的样子，分明就是把我们当做了一张张“百元大钞”，面值相同，也都能在市面上流通，所以管你是新版还是旧版钞票，都被他们统统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来到了“厚德”，当我机械地对马丽丽老师又重复了一遍后，出乎我的意料，马老师居然微笑着轻声对我说道：
　　“好的，如果你选择了我们公司的话，我们会按照你的要求为你整理出你这份列表中所有学校建筑专业的申请条件。我们公司之前几乎没怎么帮助学生们申请过这个专业，但是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也希望我们能够随时保持联系，保证你的申请程序顺利地一步步向前推进！”
　　马老师简简单单的几句话，没有任何对自己、对公司的吹捧，更没有拍着胸脯大包大揽，却句句说到了我的心坎里面。能够有这样一个认真负责的留学公司按着自己的要求量身打造一套留学方案，这不正是一个准备留学的孩子真正需要的么？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总会有一些不同与其他人的地方，而国外大学更看重的也恰恰正是每一个学生身上独特的闪光点，所以留学申请应该是“中介”为学生量身定制的服务，而绝不是按着一个模子批量地“克隆”才对。可是在扼杀个性的应试教育影响下，就连留学也没有幸免，孩子的爸爸妈妈们误认为国外的大学和国内一样，孩子们也是“一考定终生”，只不过将国内的“高考”换成了托福、雅思、SAT、GRE等等，所以只要让自己的孩子在语言考试中拿到了高分，就满以为会成功被世界一流大学所录取，其它统统可以忽略。面对着国内父母们这样愚蠢、盲目的要求，各大留学机构稍加配合便取得了“双赢”的效果，双方甚至连最基本的沟通都不需要——孩子和家长们掏钱签约、提交过基本材料之后，当他们和留学机构的老师第二次见面的时候，老师们的手中已经拿着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前来“报喜”了。拿着这一张张“高大上”的录取通知书，爸爸妈妈们“喜大普奔”，一边跟亲戚朋友奔走相告，一边为自己的孩子着手收拾起了行李，鞋子、衣服、各种各样的中药西药统统塞了个遍，有的甚至连做饭的锅碗瓢盆都恨不得立刻搬到他们即将前往的那个国家，却没有多看一眼那张录取通知书上面的大学全称究竟是什么。他们忘了，成功地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并不代表着留学已经成功了，而是刚刚才迈出了第一步而已，面对着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这多么像是国内那些正在经历应试教育的孩子们一样：在他们的生命中，“高考”就像是他们人生的终点、他们一生中唯一需要为之奋斗的目标一样，只要在“高考”中取得了理想的成绩，他们的人生就已经走到了巅峰，就可以纷纷安心地闭上双眼、“死而瞑目”了，至于在“高考”之后是不是还有一些需要他们去做的事情，没有人思考过。
　　正因为“厚德”留学的马丽丽老师愿意为我量身打造一套适合我自己的留学方案，我和妈妈非常满意，甚至可以说有些小小地激动，因为走了这么多天，终于碰到了一个符合自己要求的留学机构了！于是，妈妈毫不犹豫地掏出了银行卡，和马丽丽老师的公司签订了合同，就这样，在我们拜访过的所有或宏伟、或华丽的留学公司中，我最终却选择了规模最小、看上去最不起眼的一家。马丽丽老师身上的确有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说得更准确些——就是安全感。当她在操着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的时候，声音不大、语速平稳，并且总是在微笑着倾听过后才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在她笑眯眯的眼神中总是透露出一种强烈的自信心，让我觉得她一定是一个值得信任并有能力为我做好留学申请的好老师，和她比较起来，其它留学机构中那些屁股还没坐稳、就已经张开大嘴夸夸其谈的老师们真的是差距甚远。后来在和马丽丽老师不断地沟通中我才知道，原来她是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又从澳门城市大学拿到了MBA（工商管理硕士），在和我认识的那一年还是美国UMT（美国管理技术大学）的在读博士。除了良好的教育背景之外，她在创立自己的公司——北京厚德致远国际教育有限公司之前，曾任“新东方”集团的网络部经理一职多年，正因为有着这样在英语界和留学行业积累多年的丰厚经验，马丽丽老师一手创立的“厚德”国际教育公司才能够在北京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中立足。在我第一次去拜访“厚德”的时候，马老师的公司刚刚初创不久，所以规模还不是很大，在几年之后的今天，虽然“厚德”集团早已经脱胎换骨，但是马老师仍然保留着她身上那些其他人永远也不会具备的耐心：哪怕公司的客户多得都快填满了公司的走廊，但是她仍然会亲自接待每一个迷茫的孩子和他们的爸爸妈妈，先微笑着听一听他们对于留学有着怎样的想法和需求，然后再耐心地一一给予建议和解答。
　　选择了“厚德”之后，除了常规的留学申请，我还将自己托福和SAT考试的培训任务一股脑交给了“厚德”。由于需要定期来到“厚德”公司上课，我在那一年——也就是2010年的时候一个人在北京这座城市居住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出于方便，我便将几次托福考试的地点也都选择在了北京。我那一年的日子真可以用“北漂”来形容了——其实那一年的自己完全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漂”嘛！当时“厚德”公司的办公地点位于北京海淀区“北三环”和“西三环”路交汇的地方一座叫做“数码大厦”的写字楼里面，距离著名的人民大学只有一条马路之隔，大厦正门之外走出十多米就是地铁4号线人民大学站的“C”出口，交通方便得不能再方便了。可是“数码大厦”附近也正好是海淀区各大院校最为集中的地方，我要想就近租住的话根本就找不到合适的房源，后来不得不跑到了圆明园北面的一座小区，以每个月一千二百元的价格租下了一套四室两厅的公寓里一间十平米大小的卧室，作为我在北京临时居住的“小窝”。这个小区叫做“圆明园花园”，地点已经出了北五环路，非常偏远。那时候的海淀区，出了北四环基本上就进入了城乡结合部，出了五环路的范围那完全就已经是农村了，而我租住的这个“圆明园花园”有多偏僻呢？记得有一天晚上天黑之后我乘坐一位中年女司机驾驶的出租车回去，在出租车沿着北五环边上一条叫做“小清河路”的小路上面开的时候，我用手向左一指，对她说道：
　　“师傅，从这条岔道拐进去就快到了。”
　　但是突然间，车速却越来越慢，居然停在了“小清河路”拐向“圆明园花园”的路口处，再不动了。我奇怪地看了一眼师傅，刚想张口问问她怎么不开车了，没想到却迎上了女师傅脸上有些惊慌、又有些尴尬的表情，她的眼神飘忽不定，不知道究竟是在看着我，还是正不断打量着车窗外。过了一会儿，这位师傅用奇怪的语气轻声对我说道：
　　“小伙子，您方便从这儿下车走回去吗？车费我少您你几块钱也好，我这车…不太方便从这儿再开进去了…您知道吧！”
　　我顺着女司机师傅的眼神向车外看了看，猛然间明白了这位师傅究竟担心的是什么——此刻的车外除了北五环路高架桥上面隐隐约约的路灯之外，再无一丝光亮；路的两边是一片荒地，看不到一栋建筑，到处杂草丛生，有的已经长到了半人多高。而我对师傅指出的那条拐向“圆明园花园”的马路，更是一条破破烂烂、年久失修的羊肠小道，因为五环路的灯光根本照不到这里，所以这条小道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看上去就像是一条灰色的蛇一样，沿着杂草堆七扭八歪地钻进了前方的未知的黑暗里面。在这样的马路、这样荒凉的草丛后面，哪里像是有一座灯火通明的小区的样子呢？女师傅居然是在担心我这样一个年轻力壮的乘客把她带到了这里，会不会正暗自居心叵测，对她有什么不轨的举动！想到这儿，我脸上一阵发烧，“唰”地红了——其实在黑暗的出租车里，估计司机师傅也看不到我脸上潮水一般的红色，但是我却被她的一番话搞得十分尴尬，尤其是注意到她那张已经布满了岁月的面孔、已经略微有些灰白的两鬓、还有那条因为不断打方向盘、挂档而比我粗壮了整整两圈的胳膊，我越想越觉得别扭，于是费劲地咽了咽口水，手忙脚乱地从口袋里掏出了车费后便匆匆打开车门走下了车。出租车发出了“轰”地一声嘶吼后，一溜烟地跑远了，而我站在静的出奇的黑夜中，耳边不断回响着蛐蛐的鸣叫，鼻子里还伴着刚刚那辆车留下的汽油味道，想到自己将要在这一年里租住在这样一个荒凉得出租车师傅都不敢来的鬼地方，心中不禁一阵感慨！
　　虽然“圆明园花园”的地理位置实在有些偏僻，但是好在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这个小区的主入口设在小区北边一条叫做“农大南路”的马路上面，出了小区大门，乘坐双层巴士“特4”路就可以不需要换乘而一路来到“数码大厦”了，就是时间久了一点，单程差不多就得花上一个半小时左右。另外，“圆明园花园”距离地铁4号线的终点站“安河桥北”站也不是很远，虽然不通公交车，但是叫出租车的话起步价之内就能抵达，平时不着急就乘坐公交，有什么急事儿的话打车去地铁站，成本也不是很高。于是，虽然租住的地方距离“厚德”远了一些，但是我还是心安理得地将北京的“临时据点”设在了这里，每天一大早便出了门，跳上一辆“特4”路公交车，一路颠簸中赶到“厚德”上课，下午的时候再挤公交赶回家，顺便在路上的小超市里面买一些水果零食以备晚上看美剧之用。“特4”路公交车车型不是很新，是比较老旧的双层巴士，线路两段一头连接着市区北边大量的居民区，另一头通往市中心，所以虽然双层的车体设计让公交车的装载量扩充了一倍，可是仍然是供大于求，尤其是在早晚上下班高峰期，几乎每辆“特4”路车上面的拥挤程度都可以用“红得发紫”来形容——站在车外向车里面看去，感觉好像所有的车窗上面都贴上了一层黑乎乎的硬纸板，车里面一片漆黑，没有任何亮光能够从里面透出来；而当我挤上了车之后——其实并不是我想要挤上去的，而是每当一辆公交车停在了我面前，身后总是突然间就传来了一阵巨大无比的力量将我一下子就推上了车，我原本还打算再等等看下一辆车的时候，这种力量总是让我还没准备上车、人就已经在车上了。至于车上的情况，那就更不用说了，真叫一个“人味十足”，在脚丫子味、汗味、狐臭、口臭等等各种难闻气味混合的环境中，就算我踮着脚尖站着，都觉得脚下地方不够大，自己能够站稳完全是凭着身旁四面八方的压力将我稳稳地夹在中间。有的时候“特4”路的一层实在是太挤，于是人们纷纷登上了二层，但是由于车辆高度的原因导致二层的天花板和地板之间距离较小，容不下一个身高正常的成年人站立，所以大家不得不纷纷保持弯着腰、低着头的姿势连续一个甚至几个小时的时间，当到了目的地下车的时候活动活动身体，总是感觉自己的腰和脖子上传来一阵像断了一样的剧痛…
　　也许这就是一个“北漂”每天上下班路上的真实写照吧。在北京暂住的那一年里，最让我头疼的就是路上的交通问题，甚至我一度还羡慕起了地铁站里那些抱着吉他的流浪歌手：虽然他们也同为“北漂”，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从旁边行李里随便抽出几件毯子往地上一铺就可以了，完全没有挤公交地铁的烦恼。为了躲过每天北京恐怖的早晚高峰，我和“厚德”的马老师重新安排了一下我的课程表，把上午的课通通移到了下午，还特意每天在公司里面呆到很晚，成为了公司每天夜里负责最后锁门的那个人。那些住在地下室的北京“蚁族”们，他们住的地方至少还占了一个凉快，而我租住的那间小卧室里面居然没有配空调！2010年7、8月份的北京可不是一般的燥热，所以在那个夏天，为了多吹一会儿空调凉爽的冷风，我也不得不每天呆在“厚德”公司里面直到晚上八、九点钟，外面稍稍凉快了下来，我这才拎着电脑走向马路边上的公交车站。我那一年的生日也是记忆里过得最惨的一次了——之前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我都会和爸爸妈妈一起找一家摄影工作室照一套写真集什么的，至少也会吃一块生日蛋糕。而2010年的生日那天，因为下午有一节托福课，所以独自呆在北京的自己原本计划在中午的时候找一家像样的饭馆“搓一顿”，就算是给自己过生日了。结果没想到，那天北京的中关村北大街交通瘫痪，整条马路全都变成了停车场，我早上九点钟就在小区门口登上了“特4”路公交车，结果到了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居然只磨蹭到了北京大学附近！我看了看手表，想到下午还有课要上，便“蹭”地一下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跑到车后门的位置一边拍打着车门，一边着急地对着车身前面那位身穿淡蓝色衬衣、深蓝色裤子、黑色布鞋、胳膊上还拴着一条“红领巾”的售票大妈焦急地恳求道：
　　“师傅，能不能帮忙开下车门？我有点急事儿，不能在这里干耗着！”
　　“可是车还没到站呢！”。
　　公交车的售票大妈用标准的京腔慢悠悠地回答说。我看了一眼车窗外，眼看着路边的地铁站就要过去了，心想：好你个售票大妈！你的工作就是每天悠闲地坐在车上享受自驾游的乐趣，当然不着急了！我正要再次开口，却看到又有好几个乘客已经站起身向后门走来，并且纷纷替我帮着腔。见到大家如此，那位售票大妈无奈地向司机撇了撇嘴，这才示意打开后门让我们下车。下车之后，我横穿过几条车道，钻进了地铁4号线的车站，又在“数码大厦”楼下的一家“麦当劳”随便买了个“巨无霸”汉堡，拎着食物匆匆地挤上了大厦的电梯，结果还是上来得晚了一会儿，让我的托福老师白白等了我好一阵子。
　　那段时间，妈妈为了让我在北京好好补习一下托福和SAT的考试，真是下了血本，除了要求所有课程全部“一对一”辅导之外，对于辅导老师的选择上面更开出了比较严格的条件。要知道，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一对一”的课程几乎是天价，更何况我的几位辅导课老师也都不是随随便便找来充数，而是在马老师的帮助下精挑细选出来的——我的托福阅读、写作两个项目的辅导老师是一位清华大学英语专业出身的新东方托福课老师；听力、口语两个项目的老师是一位毕业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的华裔；而负责指导SAT2的数学和物理两门课程的那个四川男孩儿，则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在读博士…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生日那天为什么会如此焦急了——如果要是一般的“一对一”辅导，大不了就让我的老师多等我几分钟，可是我在那一年参加的辅导课上，耽误的每一秒钟都是在浪费爸妈口袋中那些白花花的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