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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十分喜欢读历史。最崇拜司马迁。召宰相李沆给他讲司马迁的故事。李沆说：‘待臣准备好后，给陛下讲解。”
过了几天，李沆向宋真宗讲解司马迁。李沆道：“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人，汉太史令司马谈之子，继承父业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匈奴之事辩解而受腐刑，后任中书令继续书写史记。《史记太史公自序》详细记载了司马迁的生平：
司马迁出生于太史世家，幼年即读古书，成年后又出游汉朝各地，后继承父业而为太史令。太史令在汉时主要掌天时星历，隶属太常。说到司马迁书写史记的原因和目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也讲的很清楚：司马迁的父亲因为汉武帝封禅没有跟随前往，遂气病，临终前希望儿子能够写史书扬名后世，并为自己为太史而未留下史文而感到后悔。司马迁说周公之后五百年孔子生，继承明世，着易传、春秋，流传诗书礼乐，而今孔子之后又五百年，司马迁自己当仁不让，著书立说继承明世，这是司马迁自认为的责任，不可推脱。但是当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之后，遭遇了李陵之祸，遭受腐刑。司马公在狱中受到煎熬。但他并未因此放弃，以周文王身陷囹圄作周易，孙膑受刑后建功立业，屈原放逐而有《楚辞》遗世，左丘明失明作《国语》，韩非子囚于秦而作《说难》、《孤愤》为榜样，激励自己，在绝望中找到光明，于是继续书写《史记》，终于写成名垂千古的不朽巨著。《史记》共计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一百三十篇。
史记所蕴含的思想很丰富，但均非一家一派之言，融合了道家、儒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墨家各派观点，在司马迁笔下融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推崇黄老治世，修生养息，顺其自然。推崇德政，贬抑暴政认可政治上的大一统对秦的统一表示认可并接受。虽然批评秦的暴戾和疆土、兵力上的不起眼，但认为是人力难违，予以认可，与儒家的完全排斥秦的兼并六国和统一天下有所不同。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十分丰富，他对农工商的态度基本上是平等的，并没有贬低商人，反而为商人立传。这与儒家的重农抑商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相容诸子百家，司马迁对于诸子百家的观点是各有短长，百家并列，并无门派之偏见。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都记载下来，并指出各学派的长处和不足。语言优美，文风洒脱
史记文辞优美，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优秀的范本。从古至今对史记的文学价值进行研究的很多，大多是对史记的文学价值进行推崇。对先德先贤们的功绩进行肯定和对古人事迹进行明确而清楚的评价。司马迁认为先德先贤只要是做了功绩的均应该予以大力赞扬和肯定。并在每篇的传记后面加上自己的评论‘太史公曰’，予以评价，包括赞扬和贬斥。这一做法受到后世的赞赏，并被后世历代正史所延续和继承，后世的正史在每篇的传记后面皆书写‘赞曰’，体例即是来源于司马迁之《史记》。因而唐朝历史学家司马贞说司马迁《史记》‘寔纂先德’，是十分有道理的。
对文帝创造的治世四十余载，大加赞赏，称盛世之举均出现，称为至德，亦可称为仁。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文帝这样的先德先贤的大德是胸怀崇敬的，并将他们的事迹予以褒扬，流传于世，以便后世效仿。
司马迁在对《项羽本纪》末尾对项羽的评价可以看出，作者不仅按照史实叙述项羽的事迹，而且还表达了对项羽理智的态度，以及对项羽成败的客观分析。惟“德”为修史的指导思想。至于司马迁的‘德’的含义可能更倾向于黄老思想中之德，与儒家之德不同，但也有部分相通之处，但不尽相同。司马迁所言之‘德’乃与‘天’所派生出来的，是‘天命’的反映。与道家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因为道家认为‘德’是‘道’的体现和功用，与儒家的强调‘德’为道德人品是不同的，阴阳家的德也是‘阴阳’、‘天道’的反映。比如说秦为水德，各朝代之德运为五行其中之一德，即是阴阳家之说。古人所说‘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中的‘立德’乃是之顺‘天命’所作之大功业，是比立功更大之功德，为三不朽之首。
司马迁认为‘德’是衡量历史进步性的最根本的标准。对历史任务和历史事件都按是否是符合‘德’，对于符合‘德’的历史人物则予以赞扬，对于不符合‘德’的历史任务则加以鞭挞。对于符合‘德’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加以认同，对于不符合‘德’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则予以明确反对。
司马迁在对《太史公自序》中的表达的修史记的提纲中，明确‘德’在其评价和记述历史人物的核心标准。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肯定往往称赞其有‘德’。对于大禹和商汤这些推动历史发展的先德先贤们，认为他们是符合大‘德’标准的。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王朝，具有完整的国家形态。从帝桀的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司马迁认为夏朝“帝桀”失去夏朝天下的原因是没有修好德，致使诸侯背叛和百姓的无法忍受。透过司马迁对夏朝帝桀失去夏朝天下的原因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务德’，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王朝的覆灭过程中是症结所在，用‘德’解释在中国文明的黎明和源头夏朝出现王朝更迭这一重大事件，可见‘德’在司马迁史学思想中的地位。
对诸子之言兼顾，对诸子皆有公允评判。
司马迁对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家均予以重视，并都在史记中予以记载，而且他的修史记的理念均来自以上六家，虽庞杂，但思路清晰，各人物各篇均有可对照之六家踪迹可寻。
儒者宗《六艺》，然而知识渊博，却很少能对社会起到大的作用，但其遵守君臣父子之礼和夫妇长幼有别的古代传统，还是值得肯定的。
司马迁引用《易经》之言，证明他认为各家确属‘同归而殊涂’，各家的方法和途径不同，但归根结底的目的是相同的，即是社会之世得‘治’。因而他对各家短长均有很客观的评价，对各家的态度是公允的，不偏不倚的。
既使墨家‘尚尧舜’，然亦明确指出其不足之处。其宗尧舜，但过于简朴，而不易施行和普及，
道家自称‘无为’，而又‘无不为’，简单而易于操作和施行，然而辞意隐晦，很难理解清楚。道家讲究变化，不强调一时之先后或者得失，可以主宰万物，是为真理。
司马迁对墨、儒、道家和其他家之学说，分析透彻，清楚，评论得当，公正而不偏不倚，当然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可以看出，司马迁对道家评价最高。借‘天’解释历史更迭和历史重大事件的封建思想。
司马迁对文帝非常推崇，对他的德业也非常赞赏，但他将文帝做出的这些伟业的原因看作是文帝遵循“天”的法则或‘天命’得来的，虽然是封建糟粕，但古人尊重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来办事，亦是可取的。司马迁将政权的更迭解释为‘天之所弃’，‘天’在他心中是主宰宇宙万物一切的，是一切事物的根源。
另外，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到：这表明司马迁的至高信仰为‘天’，而且在他的《史记天官书》中也记载了天人感应，即每当有大事发生，天象都会有所反应。司马迁的天人思想受到老师董仲舒的影响，但他的‘天’更接近于夏商周三代的有意志的‘天’或人格神。与董仲舒的规定人间等级森严制度的，令人敬畏的，严肃的‘天’相比，司马迁的‘天’更古朴一些，简单一些，让人觉得和蔼一些，更接近普通百姓心目中的‘天’。。
直书而非曲笔，司马迁的史学价值最主要的是秉笔直书，对于古代的圣贤进行褒美，对于暴君酷吏予以鞭挞。甚至对于身处之汉朝也不隐晦，说了汉高祖刘邦的很多缺点，并对刘邦的对手项羽有夸赞之词。对于同时代的汉武帝也不放过，指出他的雄才大略之外，亦有对其残暴一面的不留情面的揭露，表现出极高的道德勇气。后代的史家皆不及他，因为无法做到直笔书史，但后世对司马迁秉笔直笔写史还是很推崇的。
司马迁的《史记》蕴含着丰富价值，他的对诸子百家的一视同仁的态度；他的对各重要历史人物的观点和评价大都得到后世的认可；他不仅书写社会的上层人物，对社会底层的人民报者同情的态度；他对掌管国家大权的执国柄者不仅褒扬而且也批判，对社会上和民间的贤达也予以歌颂。如他对游侠壮士予以歌颂和赞美，并专列《游侠滑稽列传》专书此类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