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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学时已经八岁，也就是母亲去世的一九六〇年。当时用的是桃罗哥用过的石板，没钱买石笔，就用从山上捡来的软石。上初小时，没有书包、没有文具，一本语文、一本算术、一块石板，这就是全部家当。教室里，老师没有办公桌凳，老师都是站着讲课，学生坐着听讲。教室两边用石头或土坯垒得高低墙，高的搭上木板权当桌子叫“爬板”，低的搭上木板权当凳子叫“坐板”。
在初小时，经常换老师。记得教过我的老师有：周学题、邢吉明、范志成、范志超、康秋录、伍振海、刘克芳。我的学习成绩很好，每次考试都是第一，所以老师都“待见”（宠爱）我。有一次，我怯生生地找刘老师，“刘老师，你给我起个大名吧。”刘老师听了略加思索问道：“你在什么辈？”我回答说在“志”字辈。刘老师很快就说：“我叫刘克芳，你用我的字就叫陈志芳吧。”我欣喜若狂。从那时起，我的大名一直沿用到现在。
上高小和初中时，在中心村白河村。巧的是班主任又是刘克芳老师，由于学习成绩好，老师都另眼看待，别的学生未经允许不准进老师办公室，我却例外，随时都可以进出。刘老师写得一手好字，我去的目的主要是看他如何写字。久而久之，在刘老师的启迪和熏陶下，不管是钢笔字、毛笔字都受益匪浅，再加用心刻苦，以致在部队写板报、誊写文件，退伍后写对联、标语，到省城后写会标、店面、招牌等都是得宜于刘老师。为此，在刘老师六十大寿时，我还送上了一副百福百寿图呢！
在六十年代，人们生活水平正处于低谷，学校离家三里地，不论隆冬酷暑，都是一天两顿饭，中午从来没回家吃过饭，也没干粮可拿，冬春季节装上两口袋黑枣，到洋槐花开时，中午就到洋槐树林里捋槐花吃。有一次捋了一把洋槐花塞到嘴里，没想里面藏着一只蜜蜂，蜇得嘴生疼。
那年月，仍是衣不蔽体、食不饱肚，衣着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身衣服穿九年。没有衬衣衬裤，外衣更谈不上了。春天脱了棉衣就是单衣：秋冬，脱了单衣就是棉衣。家庭富裕些的有夹袄夹裤（即双层粗布做的衣服）。没有可替换衣服，如果洗了就只能光着身子，不能出门，往往是“一磨烂”，即穿上新衣后一水不洗直到穿破，缝补时再洗。
一九六六年，老师就倒了大霉。范志超老师是一个爱生如子的好老师，哪个同学病了，或是有事没去上课，放学后，范老师不管刮风下雨、酷暑严寒都不嫌山路难行，到学生家里给学生补课。授课时，百问不烦、百教不厌。有一次我生炕疮（即痱子），不能到校上课，范老师每天晚上往返六里山路到我家给我补课。就是这样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老师，也难逃厄运。
一九六九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入寨头高中。学校离家二十里山路，当时学校不留住宿生，只有每天跑读。每天往返四十里，天长时还好，天短时，天不明就得吃饭，赶到学校就误了第一节课“天天读”，下午最后一节是自习课，就不上了，提前往回走，走到半路天就黑了。回家后吃过晚饭还得做作业。就这样，披星戴月、日复一日读完了高中，以优异成绩取得毕业证书。
当时高考还未恢复，上大学凭的是保送，而不是择优录取。如果上考场应试，有把握能考上大学。
无奈，只能回乡务农。
在毕业后的第二年，即一九七二年，上级有关部门下达任务，招收民工修筑平山通往山西盂县的国道。于是我报名加入了筑路大军。虽然每天累得腰酸腿疼，但毕竟能吃饱饭，能吃上黄饼子，比在家强多了。我从来没享受过这样好的生活水平。
在公社主管教育的康秋录，是我叔伯哥的干兄弟。当时有一个上大学的保送名额，康秋录想把我保送上学。正好赶上我不在家，正在十八盘筑路工地上。工地又没电话，时间紧迫，来不及通知我，只好把名额让给了陈金山。一个绝好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遗憾哪！
四个月以后，村里小学更换老师，把我调了回来，担任观音堂小学的老师兼班主任。
那时的学校是复式班，全校五十六个学生、五个年级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每节课五十分钟，五个年级均分十分钟，一堂课下来简直是口干舌燥，疲惫不堪，再有调皮捣蛋的学生捣乱，有时甚至着急上火，晚上还得批作业。加上我在观音堂是小辈，有几个学生竟是我的长辈。就这样几个月下来，搞得我精疲力竭、焦头烂额。难怪俗话说：“家有半升糠，不当孩子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