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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观点认为，毛文龙将权的极度膨胀与东江军镇军阀割据势力的初现始于天启年间的“移镇风波”。
所谓移镇，就是将东江军队移置于靠近关宁的海岛或者陆地，以便更好地与主战场犄角作战，其实质是否定东江军镇的战略地位和对后金的牵制作用。
移镇风波虽然始于天启六年，但是早在天启二年，就因接济困难有撤回毛文龙的言论出现。
如曾出使朝鲜的翰林院编修刘鸿训认为“毛文龙设法取还，或置之登，或置之关外，诚如苏道长议，但须陶公祖尽去其诚心而火速图之，庶几有济。不然文龙不为若敖之鬼，定为鲜人之啣贼之购，或以弗克，进退发愤以死，俱是理之所有”。（刘鸿训：《四素山房集》卷9《报孙司理》）
又如该年十二月，御史夏之令请撤回毛文龙，其理由是：
“毛文龙驻朝鲜，则我自不能接应，而登莱已危。我未能用文龙制奴，而奴先用文龙误我。窃谓文龙宜撤回也。文龙不惟不能牵奴，且多禆益奴。何也？
驱有用之兵，将翱翔于若顺若逆之邦，梓风沐雨，蒙犯霜露，迁延既久，疾疫将生，中国粹有事而不能召，海道猝有梗而不能归，朝鲜一旦闭其糴，绝其樵汲，而数万人可立堯也。
客其馆，食其粟，衣其布帛，淫其子女，岁月因仍，嫌怨易起，言语往复，仇恨日深，因以伤小国之心，而坚其择强之计。
奸细假接应为名，方舟并济，略无难阻，白衣摇橹，潜兵暗渡，尚欲导之，由庙湾捣淮扬，由永平海口袭天津者。
三方布置，熊廷弼之迂谈也，悠悠海滨，无风诈称有风，无寇捏称有寇，谁肯同心，踊跃前往。文龙之不能害，奴亦自知之审矣。奴非畏，文龙实畏，二千人绊之，敢正视镇江哉！
其未即来，则城郭宫室未完也，奸细之来关内者未尽得当以报也，我方以百万饵西虏，彼欲构之非倍此不可计，西虏固挟彼要我，亦挟我要彼，约，言未定，姑为踌蹰也。
文龙在朝鲜几二年，零级续报，举朝动色，皆奴酋之所掩口窃笑者也。恪养贞父子，二鼠耳，于彼国有何关系，贺世贤之一百四十级，不宣传四夷乎，而今何如耶？”（《全边略记》卷9《海略》）
夏之令的这一说法虽没有看出毛文龙袭扰后金招揽辽民的重要作用，但觉察到毛文龙不能牵制后金和久客朝鲜会引起的弊端，是很有远见的观点。
夏之令因此疏被革职为民，其后竟因此被逮杀，然继之者尚有人在。
天启三年六月，南京陕西道御史刘之凤上疏请议移镇：
“毛文龙海外孤旅，进捣之举，谭何容易，牵掣之说，似犹未的。
今所虑者，撤之而西，辽人无依。然辽人二万与神京左臂孰重，虎豹之威用之伏隅，与用之当关孰为得力？可否在彼久住，请下该部确议”。得旨却是“刘之凤如何又來渎奏，姑不究”（《明熹宗实录》卷35）
当时明廷没有撤退毛文龙，主要是指望敌后战场能起到牵制敌人的作用。
然而，自天启二年冬，毛文龙入据皮岛之后，有了半封闭的根据地和特意培植的军队势力，毛文龙的撤与不撤已非一厢情愿的事。正如光禄少卿岳元声所说：
“镇江初捷之时则为倖得倖失之文龙，镇江既屠之后则为若存若亡之文龙，皮岛未营之先则为可留可去之文龙，皮岛既营之后则为千虑万虑之文龙”，这些千虑万虑包括辽民的救济问题、联合朝鲜的问题、救援和供饷的问题，以及最重要的毛文龙忠诚问题：
“最可虑者，谓文龙性忠义其人耶？则今日尚方之剑，何殊苏武之节。文龙，臣乡人也。文龙而果至于此也，臣且当执鞭拜下风，何敢重疑之？
文龙而犹不免于中材晚近之末流也，万一兴师日费不支，仰天饥饿莫告，上无以答君父之命，下无以饱岛人之腹，酋奴乘间，袭香饵以招摇之，文龙于此生死难持，而進退维谷，疆场之祸有不忍言者”。（《两朝从信录》卷14）
事实证明，岳元声的担心并非多虑。如果说毛文龙一开始还是一个胆略过人、慷慨报国的奇男子，那么随着荣华富贵的到手而至，他的劣根性也逐渐地显现出来，欺罔冒功、专擅放恣、行贿权贵、贪利忘义、生活腐化等等当时普遍的武将弊习，在将权恶性膨胀、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严重，毛文龙成为了明末武将腐化现象的缩影。
为了掩饰东江军镇的真实情形，以便更好地冒功、糜饷，欺罔朝廷，毛文龙使尽一切拙劣的手法。
如《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9仁祖三年六月辛已载，
义州府尹李堯启闻：“都督领兵三百余名，来自蛇浦，不入本府，设帐于五里程外。盖陈兵出入，若将有为，欲使诏使闻知”。
庚子载，“诏使还至蛇浦，毛都督盛张军容，皆以锦绣为衣服，旌旗弦耀人目，使诏使巡见，而其实疲军不练者也。其期罔天朝类如此”。
纸终究保不住火。宁远之战前夕，许多朝臣献议“檄毛文龙以掣奴肘”，熹宗下谕“仍飞骑传与毛文龙袭后搗巢，果能灭贼雪耻，朕岂爱通侯之爵以赉劳臣”。（《明熹宗实录》卷67）
但是指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宁远战中后金一意西向，根本视毛文龙如无物，如果不是袁崇焕固守孤城，后金早已叩关，因而战后质疑牵制、请求移镇的声音接踵而至。
王化贞下狱后，“飞书越海，求救毛将”，毛文龙感于王化贞之恩，于天启六年初上疏请释王化贞，戴罪立功。
疏至，刚好是宁远鏖战之时，明廷对毛文龙的这种做法十分不满：“功罪原分两途，信赏必罚系朝廷操柄，毛文龙即使有功，岂得代人赎罪？况奴酋入犯，文龙全不知觉，牵制安在，辄敢言功？乃为失陷封疆之人求宥，藐视朝廷，是何法纪？念海外孤军，姑不究”。（《明熹宗实录》卷68）
显然，明廷已经严重质疑毛文龙牵制后金的虚名。
宁远之战的英雄袁崇焕首先提出了东江移镇之议，所谓“毛文龙宜檄居近岛，侦奴虚实，官减兵减，饷力自饶”。（《明熹宗实录》卷68）
兵部尚书王永光的题覆意见是，“毛帅与朝鲜近，与奴酋远，姑留以为虚声”，“上是之”。其意很明显，就是暂且搁置移镇问题。
阉党王之臣在上疏中说“毛文龙僻居海岛，人颇疑其无实”，这句话反映出当时舆论对东江军镇牵制作用的怀疑态度。
天启六年四月，边报后金整兵治械又欲倾巢西犯，这时移镇风波再起。
初七日，兵科给事中薛国观上疏：“奴酋鸾伏数载，毛文龙自信牵制之能，臣愚初意其或然，不虞今岁正月奴倾巢入犯，虽稍挫其锋，而攻围抢掠、逍遥内地者二十多日，略无踉跄返顾之意。迨班师而东，操演沈阳，复图再逞，一似不知有牵制者。
兹据塘报，尚叙去年十月间事，其于入犯情形概乎未闻，犹曰侦探最真，朝谋夕计，闻风扑杀者耶？
乞皇上责成文龙，专于牵制，上著精神，苟能制奴不敢西向，功自昭然于天下，倘不然者，徒零星擒解，漫无研审，何益于封疆大事哉？以后所获，不系渠魁，告献未可轻举也”。
得旨，“这本说的是，献俘前已有旨，非真正渠魁不得轻渎，今著登莱巡抚审实处治，不得滥杀无辜。至奴犯宁远，己经三月，毛文龙竟不知觉，何云牵制？
据所住须弥岛去奴寨二千余里，去宁远亦如之，远不相及，毛文龙当自己审处奏报，以图结局，勿徒以献俘塞责”。（《明熹宗实录》卷70）
初十日，兵部尚书王永光上疏称“毛帅鞭不及腹，急应檄赴近岛，厚集舟师，以成犄角之势”。熹宗“是之，命该部酌量毛文龙驻札要害之处，作速行与他，以便策应”（《明熹宗实录》卷70）
江西道御史牟志藥主张移镇旅顺，其理由是：“切近登莱，转输匪遥，一便；军中一切需用，贸易易致，二便；行师进止，与经略督抚诸臣往复商确无难，三便”。（《明熹宗实录》卷70）
蓟辽总督阎鸣泰主张移镇盖州套：“近诵圣旨，行令兵部酌量住扎要害之地。
臣数夜踌躇，莫如令文龙统舟师、屯水寨于盖州套。夫盖州一区，力山环抱，大海四旋，固全辽之心腹，而东西之枢轴也。国初马云、叶旺奸虏成功，即在盖套之连云岛。
今文龙所虑者饷也，至此则饷易运；所乏者器械也，至此则器械易给矣；所难安插者辽人也，至此则山东之矿利可专，而军兴且有所资矣；所难者在海面风涛照应不及，至此则矜带相连，呼吸互应，而音信已通矣。
北以连云一岛为门户，而南以兔儿、长生诸岛为家室，种种方便，尚难枚举。故与其虚挠背后，何如直刺胁窝；与其僻处殊方，何如俨居城内。文龙曷不计及此，而他是求也？
或曰文龙倘离东江，恐朝鲜一折而入于奴。不知王京千里，非易到之地。忠贞屡代，非肯二之人。而我水陆大兵，交集于此，为极要害之地，宜速移兵住扎于此，以图策应之便者也。伏乞敕下该部，再加酌议，即移檄毛文龙，令其相机进止”。（《明熹宗实录》卷70）
对于是移镇旅顺还是盖州套，兵部尚书王永光赞成移镇盖州套：“海外之师为牵制也，有须弥岛之退，又有攻掠海州之报，以牵奴者而牵于奴，文龙伎俩已穷。
台臣牟志夔请旨速撤酌定近岛，移驻旅顺，实实为联络策应之计，不意督臣早见，亦已及此也。
据疏，盖州套一区，阻山距海，控带东西，声息既连，接济亦易，大约呼吸进止，其便与旅顺等，而险要过之。于以外援宁前，内巩山海，与满赵二帅鼎足窥外，水陆并进，千载一时也。臣部即为飞檄督催，亥期勒报，如有观望逗留，即听督臣奏处”。熹宗同意兵部的题覆。（《明熹宗实录》卷71）
当时举朝倚重的辽抚袁崇焕，他的主张是与毛文龙从长计议，移镇宁近勿远：“毛文龙宜日近辽，不宜近鲜。
但移文内驻，不若留为外犄，水可泛棹三盆，陆可扬鞭四卫，朝廷折片纸呼之，跂可得也。师克在和，闻不如见。
欲文龙为用不足，令其自用。且遣人与文龙从长商确，择便移居，宁近毋远，宁速毋迟。
皇上第限以期，不必坐以地方，候驻札定、收聚完，臣且立会哨法，俾舟师往来，以熟海道”。显然，袁崇焕的观点是让毛文龙有更大的自主性。（《明熹宗实录》卷71）
明廷同意袁崇焕的观点，故袁崇焕差官练兵游击赵佑、车前营参将徐敷奏前来皮岛，欲与毛文龙商量移镇之事，并馈送毛文龙粮米、甲械以为慰安。
移镇一事本关国家利益，商量而行并非不可，但是毛文龙完全不加考虑，为了反对移镇，采取了以下四个手段。
第一，栏阻关、宁遣使。
赵佑一行人航船前来，毛文龙竟然派人将其栏阻在石城岛，并千方百计不让赵佑等人前往朝鲜。
赵佑山东人，武举出身，曾任胶州镇抚，天启元年加衔守备，奉命航海护送朝鲜进香使者，并迎回明朝颁诏使臣，“仍命相机往岛，招抚东山之民”。
返回后，赵佑加衔游击，先后在孙承宗、袁崇焕帐下任事，天启六年六月袁崇焕升补为总兵标下练兵游击。
此行受命而来，但竟被毛文龙擅自斩杀。
赵佑被杀所为何事，史籍中并没有记载，只有朝鲜记载流露些微。
如《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4仁祖四年八月辛亥载，宪府启曰：“今此赵佑之死，机关甚重，而亦不为详探，以启日后之事”。
癸丑载，备边司启曰：“而赵佑之死，闻于天朝，则必将益激其变”。
丙辰载，右议政申钦曰：“赵佑已死，徐敷奏即逃还中原，必有处置之事”，副提学郑经世曰：“臣意文龙情状已著，而徐敷奏逃还，亦以赵佑之死而然也”。
卷21仁祖七年七月丁亥载，左参赞郑经世曰：“毛将之擅杀赵佑，亦可诛也”。
可见，赵佑之死、徐敷奏的逃还很可能是因为同一件事。
徐敷奏逃还事，据毛文龙揭称“独幸辽东部院袁崇焕念切同舟，疏遣都司徐敷奏会哨商榷进剿至计，讵知徐敷奏图入高丽之愿不遂，辄不体上台本意，不谙军中机宜，带船五十余号，各岛停泊，执旗谣称奏旨接渡辽众，以就大粮大饷。愿去关上者，即现给予粮米，官去加升，兵去厚赏”，“满载去者无数，及有由陆奔窜被虏截杀者亦无数”，又称东江有兵将西逃，“众口供吐与徐敷奏有约逃去”。（《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5《天启六年九月口日具揭》）
天启七年二月，毛文龙又称“如徐敷奏者，上年乘海外粮饷断绝，人心易摇，借名会哨，声言宁远、榆关每月兵给大米一斛，银二两，皇赏不时，私与辽将血盟，停舟各岛，招去壮丁二万余名，仍诱各将乘机而逃”。（《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6《天启七年二月十六日具奏》）
然而朝鲜人的说法却与毛文龙截然相反，《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仁祖四年十二月甲子载，备边司启曰：“且诏使奏本中徐敷奏所载辽民，皆以为出于自己，不悟其如见肺肝，殊可恶也”。
即使后来极诋徐敷奏的梁廷栋也称“奉差私带难民，为毛文龙所参”。
可见，徐敷奏擅自载回是有可责之处，不过所舟载的正是那些奄奄一息的饥寒辽民，这在道义上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毛文龙却诬陷他招诱辽兵，又诬陷招去壮丁二万人，毛文龙自己说来船只有五十只，在当时的海运条件下就算是大辽船一艘也只能“载百余人”，总共最多也只能载五六千人，而毛文龙却说二万人。
又诬陷徐敷奏招诱辽将西逃，这显然是将无关之事也归过于他。后世有些人轻信毛文龙的话，竟执此以指责徐敷奏与袁崇焕。
毛文龙之所以对徐敷奏舟载辽民反映这么激烈，并擅杀赵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将辽民当做自己的财产，宁愿让他们饿死也不愿他们回归内地，有了辽民他便有了敛利自奉、虚兵冒饷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毛文龙下令这些屯种的辽民“止许载往，不许载回”。朝鲜人屡屡请求辽民就食中土，毕竟“来归辽民，本为求生之计，而贵镇既不能赈救，若不许就食山东，是辽民之死，贵镇实致之，得无不安于贵镇之心乎？为贵镇计者，莫如留其兵而送其民，以为长大之策，贵镇何补熟思而处之”，但是毛文龙“不许入送”，在朝鲜人看来“其意在于托以辽民多集，请粮皇朝，以为自奉之计也”。（《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9）
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称毛文龙“拘锢难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给米一升，令往北地掘参，屡遭屠杀，其畏死不往者，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民命，九当斩”。这话一点都没有说错。（《崇祯长编》卷23）
第二，让朝廷的阉党同伙为其说话。
如丰城侯李承祚上疏力阻移镇：“近阅邸报，见有毛帅移镇之议，但铁山一移驻，则朝鲜孤弱，为奴所逼，势必兼并，奴愈无顾忌矣。
况铁山民、兵共集七八十万，安居既久，一议移，恐奸民召乱，祸生不测，安可不长虑也。既谓在铁徒费粮饷，则移之盖旅亦岂能空腹战乎？是则在控奴有法，不在多一番移镇，反多一番摇动也。惟祈阜上敕命一风力重臣往助文龙，监其军饷，督其进兵，报仇复地，相机而行可耳”
李承祚之所以不愿毛文龙移镇是因为此事涉及到包括他个人在内的部分人的经济利益。
当时为了毛文龙通商召买之事，海禁大弛，许多达官贵人和奸商“假东镇为名”，利用关系渡海航至后金南卫之地，夹带彼中稀缺的锻布、火药、铁器等物，与敌互市“希图重利”，如若毛文龙一移镇就会无利可图；另一方面，毛文龙常常用朝鲜贸取的参、貂、贿赂朝中权贵，如若毛文龙一移镇则利源断绝。
正如薊辽总督阎鸣泰精彩地论道：“臣接邸报，见丰城候李承祚一疏，谓毛文龙不当移镇。然此非励臣意也。近有一种走利如鹜之徒，视朝鲜为奇货，借文龙为赤帜，乘波涛为捷径，而征贵征贱，虚往虚来，恐文龙一移，则垄断俱绝。
故为文龙游说，而实以营其自便之私。勋臣热心，听其媽娓，遂不胜私忧过计，落其术中而不知耳。
噫！臣因是而重有感焉。自我朝立国至今，师旅之兴，何时蔑有，然未有用兵之久、糜饷之多而成功之难如东事者。
病根在事有两样，人而人有两样心。
有一样欲杀奴之人，即有一样不欲杀奴之人。
欲杀奴者，惟恐其不灭，以为国害；不欲杀奴者，惟恐其不生，以为己利。
自江东路开，真假莫辨，奴酋枪炮之利与我共之，而硝黄之需产自何处？
奸细泛海而输，与奴为市，夫谁知之，又谁禁之者？
今一旦欲更，所以称不便者，犹呶呶未已，此成败安危一大款系，臣愿皇上毅然英断，无为若辈所惑，此昔人所以成破蔡之功而针今之膏肓者也”（《明熹宗实录》卷71）
第三，胁迫朝鲜上奏明廷请求留镇。
《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3仁祖四年闰六月丁未载，毛都督接伴使郑斗源驰启曰：“都督招译官秦智男言曰：‘山海关军门差官赵祐者，以探听虏情事，出来尔国云，尔国请来乎？’
智男曰：‘我国安有请来之理？’
都督曰：‘赵祐为俺移镇事，来到石城岛，而俺送人栏阻。彼或缘外洋到王京，亦须急急報知。且此人前到贵国，作弊甚多。今此栏阻，专为尔国也。’
且曰：皇朝议论，欲移俺镇于旅顺口。尔国愿俺在这里，俺当往那边。尔国之留我与不留事，令启知国王。’
且曰：‘国王准封，专是俺功，既封之后，忘我大德。且前后米四万石，欠银八千两。管饷使速为入来还偿云’”。
为此事，备边司覆启曰：“都督移镇，果为不虚。赵祐栏阻之事，殊甚倘況。陈奏请留，此系大段处置，不可容易答之。姑令差一重臣，进向毛营，称以问安，审察事机，处之为当。”
毛文龙的这种胁迫让朝鲜人敢怒不敢言，如同月戊申载，备边司启曰：“毛将先发领兵上京之言，以为恐喝之计，次发栏阻赵祐之言，以示倔强之形，然后始传移镇之报，令本国上本请留，其间情态，种种可恶。从之，则益滋后之患；不从，则恐有目前之虞。事之难处，无大于此”。
但是朝鲜人不敢得罪毛文龙，派遣李尚吉，令其委婉拒绝：“国王千万意外，闻老爷移镇之说，不胜惊骇，莫晓其故。上本天朝，挽止其行，与老爷终始周旋，上报呈恩，下固疆域，是诚寡君之至愿。
但念藩臣事体，偃然陈奏，指挥天朝，进退大将，甚非容易。且老爷实为移镇，则天朝当有移咨本国之事，而寂然无闻，无乃天朝有此议，而实未停当耶”，并撰送揭帖，优备礼单。
朝鲜人的理由很有道理，故毛文龙之计未能得逞。
第四，亲自上疏辩解，反对移镇。
天启六年七月，明廷接到毛文龙“请速发钱粮器具以济军实”的奏疏，将不能牵制的原因归结于朝廷粮饷、器械接济不足。（这个原因的道理前文有解释）
八月，明廷又接到毛文龙的辩疏，只见疏中首辩宁远之战不能牵制：“臣于上年十月内，即发塘报，言奴于灯节前后，必大举入犯右屯等处，宜加严防，是臣已先知之矣。
今年正月二十日，臣即率官兵至沿江一带，督发深入，令易承惠等进攻威宁营，林茂春、王辅等进袭海州等处，皆有擒斩，奴闻掣回。是臣不但知之，亦牵制之矣。特苦粮饷不足，器具不备，克复城堡，不能住守”。
次辨铁山、须弥去后金老巢两千里之说，并陈述东江有利牵制的战略地位：“且所驻须弥岛，即名西弥岛，一连有三山，周围广阔二百余里，中则云从山，前则西弥岛，再后真珠岛。
以陆程计，云从之离铁山有八十里；以水程计，铁山之云从近三十里。云从与西弥从大路去到义州，止一百六十里，铁山从小路去亦如之。义州与镇江相对，不过三四里，镇江至辽阳三百六十里，是铁山与西弥去奴寨，总之相距在五百里内。
今谓去奴二千余里，不知何臣作此诳言，以欺我皇上。去冬移驻云从，原为铁山树木已尽，无所樵采，移以就便，乃指为规避。又不知何人为异议，以诬此东江！
惟其去奴不远，所以知之极真，牵之极切，臣可不辨而自明。惟是令臣自审处一节，臣有熟策自信，足图结局，请为我呈上一一陈之。
夫兵事首论人心，次论地势，再次则算有一成，谋期万当，以之而始局，即以之而终局矣。
奴酋吞据辽阳，昔议三方布置，今止宁远东江耳。以人心论，宁远辽兵少而西兵多；东江以海外孤悬，无所趋避，尽用命之人心。
以地势论，宁远至山海关一线可通，诸凡饱械，易输易足；东江春俟冻开，直至清明节后方敢出海，及冬稍冻，前无粮草，后无援兵，便成绝地。
然宁远至辽、沈，俱系宽平坦道，无险要含藏，难以出奇攻袭，可守而不可战。东江山险，设疑出奇，可以制胜，水陆齐通，悉有为之地势。
人心与地势既已两得，其所以进剿恢复，终是东江事半而功倍也。
向来庙堂议论，以东江为牵制虚局，钱粮半饥半饱，军需若有若无。
奴不西去，不言牵制得力，奴一渡河，便言臣不牵制。
岂不念全辽不复，山海终危；奴贼不灭，终为国患。
臣于天启三年间，早已料之矣。窃恐东江移镇，即失地势，并惑人心，无论不能进剿，亦不能牵制，断断乎其不可者”。（《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5《天启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具奏》）
看到毛文龙的奏疏，熹宗的旨意是“疏说地势人心极明，不必移驻”。
这样，天启六年春夏的这场移镇风波就以毛文龙仍然留镇东江而告终。
这次移镇之所以没能如愿，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明廷对于是否移镇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有人主张移镇旅顺，有人主张移镇盖州套，有人反对移镇，而当时举足轻重的袁崇焕则认为听毛文龙自择近地移镇，在这种情况下，移镇之事本来就很难坚决执行。
如朝鲜人所说“毛帅移镇之事业奉圣旨，而诸臣论议，尚多异同，不无中寝之虑”“窃详袁抚台咨中之语，都督移镇之事，似是完定，而天朝不曾明定所移之处，只令毛将自择便宜，可想天朝亦有难处之势，不免作此含糊语也”
再加上鞍山之役被包括袁崇焕在内的一些人认为是牵制之功，因而明廷认为毛文龙仍然可以对后金有所牵制，只是因为接济不及时使之有所牵掣。
朝廷令毛文龙自己审处，毛文龙认为东江的地理位置可以出奇制胜，明确反对移镇，这样移镇之议暂时消停。
客观地说，不主张移镇的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丁卯之役朝鲜受挟之前，东江军镇就其地理位置来说，虽有接济困难的问题，但具有袭扰后金后方、与正面战场相策应、确保朝鲜贡道、招揽辽民等战略地位，因为不能牵制后金便欲移镇搬迁是因噎废食。
主张移镇者是希望东江能与关宁离得更近，更好地协同指挥，呼应支援，与正面战场犄角作战，但一移镇势必放弃东江镇本来能起到的一些作用，而且移镇至何地又是头疼的问题，因为旅顺虽是交通要道但地狭不能多驻军，盖州套离敌太近难防敌人突袭，不管移镇到其中哪一个，都存在一些新的问题，而大规模的迁徙军民又与安土重迁的民心相违背，东江的辽民也不赞成移镇。
这样，移镇本身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复杂问题。正如当时任职淮营都司的周文郁在上阁部揭帖中所说：“今当事上台欲议撤铁山之师者，无非为转运难达、监制未便、查核难施而已。
职愚不知忌讳，以为此特利害之小者耳。若形胜之要害、脉络之通塞、官民之利赞、彼已之情形，兵机胜算，难以缕悉，职谨计驻师铁山，其利有五，移师动众，其不便亦有五，请得条数而陈之。
铁山之路，渡鸭绿从镇江北至宽奠，出小佃子，过夹山关，越牛毛岭，不及五百里。即捣奴老寨，西由汤站、凤凰堡、草河口、甜水站，仅三百余里，即至辽阳。
是铁山者收辽之便道，而灭奴之捷径也。
我进攻则奴两受敌，我保聚则奴多设备。可见关门者备人者也，铁山者使人备我者也。铁山不撤，控地利以扼奴后，其便一。
朝鲜虽弱，亦我一藩篱也，协我未足以制奴，叛我遂足以资敌，鲜之不可弃也明甚。
迩年辽道阻绝而不失包茅之贡者，以铁山有兵既慱其外叛之心，又开其内附之便耳。
倘移师，大海隔，弱息奄奄之鲜，虽素号忠顺，而逆奴逼击，力穷势屈，安能死守以抗，不折而入奴，必转而臣奴矣。
中国此时辽尚未复，又能问罪于水滨否耶？扼铁山以通鲜贡，其便二。
辽民向因铁山有师，趋归如市，故毛总兵初以二百揭竿之旅，今至男妇数十万，授甲精锐者不啻三万有余，吃然雄镇。
归一民则奴少一兵，已归者得所，则未归者怀来，铁山之民愈众，而奴酋之兵愈寡矣。屯铁山以聚遗民，其便三。
镇江等处，沃野可耕，奴力不及角者，我坐收其获。铁山兵民三十余万，每年额饷仅比关门一月之需，能给几何，所赖自为耕种，以活生齿。
今方设策屯进，为足食计，渐屯渐充，则羊祐之襄阳，邓义之两淮，绩或可底，他灭奴所资，正在是也。驻铁山以广屯益，其便四。
逐鹿者角其头，必椅其尾，故晋人之御殽师也，兴姜戎以袭其后，而秦三帅擒，今若赫然天怒，命将出师，率榆关、觉华之众，由广宁渡三贫，薄辽阳，撼奴之头，率登莱兵由旅顺，直进金、复、盖、海，冲奴之胁，约连云、长生、麻洋、三山、广鹿、长山、石城、鹿岛、猿子、弥串诸岛舟师，沿海张疑出奇，穷奴之势，而铁山博勇精兵一由凤凰堡掘其尾，一由夹山关掀其穴，前践后口，目不及瞬，力不及施，奴已胆裂，手足无措矣。镇铁山以策应合，其便五。
此五利者，或阴受其便而不知，或有待于后而未见，故但觉奴未即擒，辽未即复，海上之师若可有可无耳，一旦失其利，则必反受其害，而后知铁山之镇所系甚重也，不已后乎？
若铁山之不可撤与不必移者，又当熟计。职观旅顺弹丸地耳，形如崩戸，仅容万人，多驻师则不受，少驻师则不足以威奴，今铁镇精兵三万，民可逾二十万，区区旅顺将安驻此？且皁城以南已有登镇矣，一望之地而用帅，孰若分而远之，使各效其能耶？
若欲驻盖州套，是矣。然其地迫近辽阳，奴所必争，我从远来疲劳，安插布置，非数月不办，奴以逸制之，乘其一事未备之际，以精兵扰而薄之，必无噍类。
未受驻师之利，而先受移师之害，事之所必至也。职固一策其不可移与不必移也。
移镇必由海道，二三十万众，器具资用毕集，所需舟楫几何，一蹴尽至，势必不能，否则先至者与后留者俱为虏矣。未有纷纷震动而敌兵不乘我者。且辽民在铁山者，流离琐尾来归，今幸比闻而居，賴耕而食，既安其业、奠其居矣。
王者惟民是保，而忍使复有板荡之嗟乎？职又再策其不可移与不必移也。
人情乐于安居，而苦于播越。一闻迁徙，动揺则民心先散，即登舟入海，能一一贯珠相搏否？
倘未移之先，而奸民卒生祸乱，变出意外，更有不可言者。目今人恋其世业，人顾其家室，其战自倍，久而益坚，海上必有可观者矣，职又三策其不可移与不必移也。
谓旅顺、盖州可以进取，则登莱、关门不乏可调之兵，而铁山之可牵奴，便于两处。今日移铁山之师于盖州、旅顺，他日能复从盖州、旅顺往铁山规进取乎？
弃可以乘敌之铁山，而退居不可屯聚之旅顺、盖州，恐非万全之算也。且以铁山之师窥敌，而以旅顺、盖州副之，可以并进，可以迭肄，两便之策也。
奴之所以备我者分，应我者劳，则我之制胜益易。职又四策其不可移与不必移也。
铁山之险我弃之，奴必据之，则朝鲜绝，辽民弃，奴得鲜与民而益强，镇江、宽奠等处沿海沃饶，奴无东师之扰，可任意屯种，铸山煮海而益富，奴益富强，则益轻中国，而席卷西来之势成，榆关必岁受其扰。
若铁镇不移，即谓不足以害奴，亦不至捐而利奴也。且铁山未尝移，内地之师驻之也，直自铁山收集之耳。以铁镇民守铁镇地，何尝不便，如谓在彼不能灭奴，则移之盖州、旅顺亦犹故也。又谓在彼徒糜粮饱，则移之旅顺、盖州能令梧腹战乎？
是在控驳有法，激劝有方，使岛帅慨然，以东事自任，不在多此一番揺动也。此职又五策其不可移与不必移也。”（《边事小纪》卷4《毛大将军纪略》附《条陈移镇揭帖》）
正因如此，对于天启年间的移镇风波，我们不能简单地归恶于毛文龙的阻挠，说他“阴挠移镇”。
同样，如果出于推崇毛文龙的立场，认为移镇“使东江实力削弱，处境更加艰难”，“不利于抗金大局，无异于自毁长城”，说袁崇焕的移镇主张是“企图借机加害、乃至除掉毛文龙”这种说法也是有失公允的。
总的来说，在天启年间，毛文龙功过并存，或者说功要大于过。
虽然他欺罔冒功、侵害朝鲜、勾结阉党、专擅放恣，但他确实于藉由屡次的袭扰战招揽了近二十万的辽民，并将辽民转变为对后金作战之师，使后金不能充分地以辽人耕辽土、以辽人作兵源，这对辽东战争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此外，由于东江镇本身的战略地位，掌握制海权、确保朝鲜贡道、威胁后金后方腹地、安置避乱辽民，这些都是毛文龙和东江镇的历史地位所在。
对于毛文龙本人，他虽有那么多的不法行为，但是在天启年间，他还是那个积极抗金的英勇奇男子。
昔年辽、沈陷落，举世畏敌，援兵不敢出关而先溃，阵兵闻其先声而缩足，而毛文龙却敢于率单弱之兵屡屡深入，袭击后金后方，这种勇气的源泉正是那慷慨任事的自信和追求功勋的狂热。追求功勋的心永不满足，它驱使着将领忘却战争的危险，明知敌人难挡，仍然置生死于度外。
镇江复陷，后金以“千金购头”，又于逃亡辽民中布置奸细欲图加害毛文龙，但是毛文龙并不畏惧，他对朝鲜人说道：“俺既以身许国，死生存亡，付之于天。事成则天下之幸也，不成则天下之不幸也。
辽民之不信，俺亦已知。俺若为身谋，只欲保身，则岂能留滞至今，与此辈同事？此辈顷日亦倡绑送之言，俺一点丹心，有如皎日”。（《光海君日记》卷170）
正如孙承宗所说，“文龙以孤剑临豺狼之穴，飘泊于风涛波浪之心，力能结属国，收离人，且屯且战，以屡挫枭酋，且其志欲从臣之请，牵其尾，捣其巢，世人选懊观望、惴惴于自守不能者，独以为可擒也，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愧死无地”。（《明熹宗实录》卷39）